【原文】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夫节清之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后着，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其退也，藏于隐微。其为业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敝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其为业也，而难持。故或先利而后害。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其功足以变察是非。其敝也，为诋诃之所怨。其为业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敝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
【译文】
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而且各有各的利弊。“清节家”的事业由他们的仪表显现，基础在于他们的道德品质，事业还未开始，就已经显示出美好的前景。他们的工作发展顺利，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因此，当“清节家”的事业尚未成功时，众人就乐于帮助、促使它成功；而当它成功之后，便会被所有的人钦佩敬仰。它能够惩恶扬善，成为同僚和朋友们心中的典范与楷模。它作为一种事业，没有弊端，能保持长久的荣耀，所以为世人所珍惜重视。
“法家”的事业，其根本在于制定法律制度，其效果要等到事业成功后才能看出。法制刚实施时必须辛辛苦苦地去实施，才能使国家安定。“法家”严谨治国是为了广大民众。因此，当“法家”的事业未成功时，人们顾忌它；而当法令实行后，人们又害怕它。它的好处是能够设立法律制度、安邦定国。它的弊端是被众多反对它的人仇视。作为一种事业，它常常被忽略而得不到重视。因此，“法家”的功劳虽大却往往得不到好下场。
“术家”的事业靠得是聪明智慧、深思熟虑的头脑。要等到计谋成功后，它的高明之处才会显示出来。从事这种事业，始时要隐藏不露，直至后来时机成熟方可逐渐显现，因而它是一种隐秘而玄妙的事业。当它没取得成功的时候，无法被一般人所认识，一旦运用起来，就会被贤明的君主所重视。“术家”的长处在于能够运筹帷幄、通晓时势的变化；当他们退到幕后时，往往深藏不露。作为一种事业，“术家”的谋略非常奇妙，但并不经常被人使用。因此，“术家”有时不被人所注意。
“智意家”的事业讲究智慧与见识，它立足于推测事物的起因与规律。从事这种职业，必须顺应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而不能违反。所以当这种事业未成功时，就能被一般人所接受；成功之后，又能被喜爱它的人所称赞。它的好处是能够辅佐英明的君主，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它的弊端在于只知道进取却不知退让，或者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偏离了正道。作为一种事业，它具备各种聪明才智，但难以长久。所以，“智意家”的权术有时会先给国家带来好处又而后致祸患。
“藏否家”是褒贬善恶的事业，立足于明辨是非对错。从事这种事业的人，能够做到自身清廉又能规劝别人。当这种事业成功时，已经能被一般人所认识，当它成功之后，更能为人们称道。它的好处在于能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对错，它的弊端是容易招致爱诽谤者的怨恨。它作为一种事业，过于严厉而不宽容。所以“藏否家”有时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而后又被人们所疏远。
“伎俩家”的事业讲究技术与工艺，基础在于他们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从事这种事业，需要快速地分辨对错。当这种事业还未成功时，会使得一般人惊异不已，当它成功之后，“伎俩家”就能被取消授予职务，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处理各种复杂拖沓的事情，纠正错误的观点。它的弊端在于使百姓劳累疲惫。作为一种事业它只能处理细微的事而不能把握大局，因此是治理国家最低劣的方法。
【解析】
在第六章中，刘劭具体阐述了各种事业的利弊得失。主要列举了节清之业、法家之业、术家之业、智意之业、臧否之业、伎俩之业等六种自己认为最主要的事业。前三者是“源”，后三者是前三者的“流”。在第三章《流业第三》中，刘劭论十二才时，对这六家只是简单的概括，而在这里却做了相当全面地阐述：从各种事业之所本，未发达或已发达时的状况，作为一种事业的特点，以及其功过和利弊，直至最终结局。
本章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刘劭的良苦用心，这六者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甚为密切，他辟专章加以详细分析；刘劭论人不同于魏晋玄学中对抽象人性的探讨，而是注重人物才能在政治场合的实用。
通读此篇，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的有用无用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无用也就无所谓有用。人物因其才质不同，有其长处亦有其短处，每种人才当官从政也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有弊的一面。刘劭虽然对两汉以来品评人物重在实用有所矫正，但其思想还是没有排除两汉以来注意政治实用方面的传统，这与刘劭不注意讨论个人的修养方法，以及自始至终站在政府用人立场上，对现实政治抱着积极的态度是一致的。由此也反映了三国时期注重才能之士援为现实所用的历史背景。
《利害第六》可以告诫我们现在的领导，“才无大小，各有所宜”，应该较短量长，根据人才的“大小”，适而任之，避免出现“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的情况。
【人才智鉴】
雍正帝用人重才技
清世宗雍正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鉴于康熙末年的吏治腐败，他自即位之日起就注重对官员的严格选拔，并对前代的用人方针实行了明显地变革，提出了用人论才技而不限大小的方针。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
雍正帝一登基就着手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而改革大业绝非一人所能为，需要一大批有才能的官员共同努力。因此，雍正帝在用人方面与其父康熙帝有很大区别。康熙帝待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然迁居高位，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这看似混乱，其实亦有章法，关键就在于事事都要有适当的人选。如果只凭资历、靠出身而无真才实学，雍正帝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自己也曾表明人事频繁变动的原因：“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联随时转移，丛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
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说明他十分重视用人对于巩固皇权、治理国家的作用。他曾在鄂尔泰奏折上批道：“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充分表明他将用人作为诸事之首。他还对诸王大臣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雍正帝在做这些舆论宣传的同时，对历代用人成例提出了修正，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就任用滇黔官员之事向雍正帝建议说：“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弱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至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雍正帝看罢奏折，十分赞赏鄂尔泰的见解，尤其强调“因才”的作用。雍正帝重视有才干之人，但他并不怕这些人恃才傲物，难于驾驭。有些帝王喜欢用庸愚而听话的人，认为这些人好驾驭。雍正帝却不同，他表示，自己虽不高明，但这些人却逃不出他的监视范围，“何惧之有？”如果教之不听，胡作非为，“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敢于驾驭与制约有才干的人，正说明雍正帝本人是用人的强者。
德操与才干的关系是古今用人者的经常性话题。对此，雍正帝的态度很鲜明：希望有众多的德才兼备之人，反对将那些虽安分厚道但碌碌无为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他对鄂尔泰说过：“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
在贤与才的取舍上，雍正帝还有更深的考虑。自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后，历代统治者奉为座右铭，康熙帝也不例外。然而雍正帝却提出异议，认为这不够全面。如在谈到巡抚一职所应具备的素质时，他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他把清（廉洁自律）、慎（谨慎忠诚）、勤（勤于王事）只是作为对高级官员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他满意的标准。
署理湖广提督岳超龙在向雍正帝的谢恩折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属，砥砺官方，以仰报高厚之恩。”雍正帝批复时却说，只做到正己率属还不够，如果不知道训练兵丁下属，不会管理政务，不能除旧布新，那“不过自了一身而己，与木偶何异？旷职之愆，仍不能免”。可见雍正帝用人标准之鲜明，态度之坚决。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巡抚李维钧遇到一件棘手的人事难题。他在去吴桥县（今属河北）考察官吏时，发现该县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其改任不理民政的教职，并报吏部审批。吏部看了报告，认为既说常三乐“生性懦弱，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不实指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感到常三乐清廉，并无劣迹可议，于是进退两难，只好上奏雍正帝裁夺。雍正帝明确表示，这件事很好办，就按“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于是，将常三乐调离了县令职位。可见，有德无才的官员，在雍正帝这里是很难得到重用的。
要以才技为用人标准，必然要冲破旧有程式。清朝在用人方面，有资历、出身等规定，以及满、汉的区别。雍正帝虽然没有明令废除这些旧制，但在实行中却根据需要加以变通。雍正元年（1723年），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官员，即特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劝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二年（1724年），他要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广开思路，破格提拔有才干者，将“素所深知者，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并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七年（1729年），又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各密保一人，要求详细说明该人可胜任督抚、藩臬之任的情况，特别强调“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内”。
为了贯彻才技与效能统一的原则，雍正帝不能容忍那些尸位素餐者。雍正元年，他在指示杨宗仁越格荐人的同时，也要求他考察所属官员，将“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他还果断地罢斥了一大批不称职、年老多病的官员。八年（1730年）大察时，仅直隶、奉天等七省，在被考察的各级官员中，评为“卓异”者二十八人，贪官一人，浮躁官十二人，年老官五十五人，不谨官三十六人，疲软官十三人，有疾官二十六人，才力不及官三十四人。凡属于年老多病，才力不及各官，或免职，或降职，或令休致。由此可知，凡在职而又不能胜任者，雍正帝绝不允许他们在那里充数。
雍正帝任用官员不拘成例，曾引起不少的非议。有人说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也有人说他处置官吏太多，过于苛刻。但雍正帝不以为然。他自己曾解释说：“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指康熙帝）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灌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威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总之，他在表明他所实行的用人政策是为了更正康熙时期积留的不良习气，以振奋百官的精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说明，雍正帝用人具有革新与务实的色彩，同时也证明他是一位有见识和魄力的政治家。
恪尽职守的尹继善
尹继善，清满洲镶黄旗人，章佳氏，字元长，号望山。雍正进士，历任江苏巡抚，江南河道、云贵、川陕、江南等地总督。为世宗、高宗所倚任，后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