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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才能第五(4)

张昭回答说:“以前殷纣王爱喝酒,酿酒的糟粕堆积成山,以酒为池,痛饮达旦,难道你也认为这是乐事?”

孙权听了张昭的斥责,沉默不语,面带愧色,立即宣布结束酒宴。

孙权敬畏张昭,他常说:“张公贤德忠心,我与他谈话,从不敢随便地说。”

张昭81岁去世,孙权身穿素白丧服亲往吊唁。

孙权在任人用贤上还表现在重用另一位骁将吕蒙上。吕蒙是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在他决策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过人的谋略。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

吕蒙活捉关羽、平定荆州之后,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赏赐钱财1亿之多,黄金500两。吕蒙推辞不受,孙权坚决不答应。

但是,册封爵位的行文还没有颁布,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

当时,孙权正在公安(今属湖北省),就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想方设法给他治病。还贴榜召募名医,说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

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观看时常为他受到病痛的折磨而难过落泪。

孙权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就高兴地与身边的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就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

有一阵儿,吕蒙的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高兴得破例宣颁赦免令,请大臣们前来庆贺。但后来吕蒙的病情越来越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

吕蒙患的是不治之症,终于去世。孙权极其哀伤,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不思饮食。

孙权为吕蒙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300户人家为其守墓。

能否纳用贤人,能否爱护人才,对领导完成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孙权对张昭如此锐利地批评,能不摆架子,虚心接受,说明他对贤士的敬重;对吕蒙病中如此关怀备至,不惜重金挽救他的生命,说明他强烈的爱才之心。这种敬贤爱才的作风,团结了部下,使贤臣将才忠心耿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因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曾国藩识鲍超之勇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流落湖南时以善游水,投入湘军水师,充当哨长,后以作战勇猛,为胡林翼赏识,调入陆军,升为营官。鲍超遂又以行军迅速,神出鬼没,屡建奇功。曾国藩遂乃命之统率3000人,专为游击之用,军中俱以虎将称之。

鲍超聪明多思,他自创多套操法、战法,甚为曾国藩看重。曾国藩赞曰:“湘军平时多不操枪矛,鲍军则多大操队伍。扎营打仗,须学鲍军规矩。”还说过:“鲍军临阵,队伍整齐,逢山过山,逢水凫水,实为群贼所惮,有非楚勇淮军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门。”又训淮军云:“如鲍之两层大,一字阵,打进步连环,皆宜深思而善学之。”

鲍超的军旗中间为一“鲍”字,四周涂墨,成一墨旗,众人皆识。传说,太平军中的陈玉成虽然双眼近视,却也识得此旗,一见此旗,便自遁逃。甚至曾国藩也对手下军兵说:在适当的时候,不妨可以大呼“鲍军来了”,可以起到吓退敌人的作用。像左宗棠那样的英明神勇,有时因为兵力不足,也会扯起鲍军的墨旗子,吓退敌人。可见鲍超的悍勇神威、急中生智、世人皆惧,其名闻于天下。百年之下,犹可想见。

有一次,鲍超被敌军重重围困,情势危急。如果让文书准备加急信件,外出求救,则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鲍超急中生智,取一小纸片,上面写上“鲍”字,围绕着画三圈,命一勇士冲营而出,送去大营。湘军大营的诸人拿到这张纸片,但见一“鲍”字,外围三圈,并不会意,此时曾国藩赶到,一见纸片,遂大呼:鲍超危矣。速发兵救之,鲍超之围始解。帅将之默契尽现其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丰城之捷,曾国藩奏云:“记名提督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久,立功最大。”同年,铅山之捷,曾国藩奏云:“鲍超骁勇罕匹,转战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所向克捷。是年正月,破黄文金大股于洋塘;四月,破刘琳大股于安庆,厥功甚伟。此次克复铅山县城,连解抚州广信两郡重围,当此口粮久缺之候,行烈日骤雨之中,竭力奔驰,不得少休,未满两月,将江西腹地各城,一律扫除,全省肃清,实属劳苦功多,恳请补授提督实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破北京,清文宗奕出走热河,清廷无兵可调,由军机处诏谕曾国藩,指名要调鲍军入京,护收京师。这时曾国藩以江皖战事吃紧,建议鲍超万不可调,如果一定要调,乞将臣与胡林翼择一调之。曾国藩之重视鲍超,自此可见。可是鲍超认为曾国藩有意扼之,阻其前途,大为不满,几至决裂,胡林翼闻之,驰函婉劝,始勉强从之。

后来,太平天国被剿灭后,鲍超与刘铭传争执起来,后来竟聚讼于朝。当时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因与刘铭传宿交之故,刻意袒护,鲍超则只能大叫其屈。这时也是曾氏出面,全力为鲍昭雪。鲍超又对曾氏感激不尽。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因事拜见慈禧太后,慈禧问及卧病的鲍超。曾国藩则极言鲍超之勇,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果然,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之争再起,俄军多次起衅,鲍超被任命为湖南提督,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津,护卫京师,国中上下莫不称颂。

心胸宽广识“斑虎”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任何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的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着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昱所着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饷银,皆由营部直接拨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他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至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珍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为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至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之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惜才收服陈国瑞

陈国瑞是湘军以蛮悍着称的“刺头”,平时除曾国藩外无人能管的人物。他原为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大将,不仅从未读过书,不知礼仪道德,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不过此人有一个好处,除了骁勇强蛮外,想做的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15岁投太平军,再降清军,几经辗转归入僧格林沁部下,传说骁勇异常,于炮弹如雨中端坐营外喝酒,炮弹击碎他手中酒杯,他则返向敌阵高呼:“向我开炮!”另手下都十分敬畏他。

知道僧格林沁的人都知道他的粗蛮无礼,动辄殴击,无人可以在他手下而不畏之如虎,难以忍受。但是独独这个陈国瑞在僧格林沁手下时,不仅不怕僧格林沁,而且十分敬佩他,与其引为同道。

曾国藩接替僧格林沁剿捻,便接手了陈国瑞这个“刺头”。不久,陈国瑞与刘铭传各率属军发生械斗。曾氏深明此人,知道惟有设法使陈国瑞真正臣服于己,将来才可为己所用。曾国藩主意已定,先以凛然不可侵犯之阳刚正气震慑陈之嚣张,继而历数陈的劣迹暴行,使其明白自己的过错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陈始变作一副垂头丧气相,急欲偃旗息鼓。而曾氏话锋一转,始而表扬其勇敢无畏,不好色贪财,未来前途无量等等,不过,如果他只因为一时莽撞就毁了自己的前途,就太可惜了。这时,陈又振奋起来,移座到曾氏面前,静听教导。曾氏接下就与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之章约法,一时间陈国瑞心服口服,再不争辩。

但陈国瑞劣性难改,后来又拒受曾氏的命令,曾氏只好对之施硬,马上请来圣旨,撤去陈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并言明,如果陈再不服命则立即撤职察办,发配边地。陈哪里能够忍受得了那种枯燥无味、无权又无酒的生活,遂即表示愿听将令,再不违抗。

陈国瑞这样的人物虽然无多才干,偏有勇力,曾国藩能待之以诚苦用心思,收服此人,为己之用,实在是因为有惜才之心。

周公吐哺待贤士

周公姬旦是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曾协助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周武王去世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他一举击败了商朝后裔武庚的反叛,镇压了“三监”的反抗,使周王朝的基业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周公还创造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被称为“周公之礼”,为孔子及后世所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