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起伏的、充满矛盾的改革进程，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使我们断然面对衡量政府领导效率的标准问题。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即使它们也有着生存的权利，有着在政治进程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代表的权利，也必须理所当然地在政府的政策里得到考虑。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政治是另外一个领域，在这里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人们对苏联正在发生之事的正确理解，在今天是这样，在未来也仍然如此。
我们正走向一个关键时候，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对影响世界发展具有最大潜力的国家，不得不决定它们怎样对待苏联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动。
我对当前世界发展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坚信这个世界需要改革，恰如苏联需要改革一般。幸运的是，现在的这一代制定政策者，绝大多数正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相互联系，意识到一个事实：改革已经进入了它的关键阶段，苏联理应得到广泛的支持来保证改革的成功。
近来，我们严肃地重新思考了我们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所有主要西方大国的经济合作的实质与作用。当然，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得我们真正对世界经济开放，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行动与七国集团及欧洲联盟的行动必须有一种同步性。换句话说，我们正在思考我们国际合作中一种全新性质的阶段。
这段时间内，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正在决定和将要作出决定，以创造能够克服系统性危机的先决条件，逐渐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生活。
这个范围内的具体目标，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在广泛的社会协调一致的基础上稳定民主化进程，提出新的宪法框架，使我们联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自愿的联邦。
--加强经济改革，建立多种成分的市场经济，其基础是财产关系的新体系。
--采取富有活力的步骤使这个国家对世界经济开放，通过卢布的可兑换和接受文明的"游戏规则"，通过取得世界银行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成员国，被接纳入世界市场。
这三个领域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所以，七国集团和欧洲联盟对此有讨论的必要。我们需要一个用若干年时间来贯彻实行的联合行动计划。如果我们在合作的新的阶段这个问题上得不到理解，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法，因为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了这种新阶段，那些参与的人，甚至那些对世界政治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人，也必须随之改变，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对改变着的世界现实、对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的政治洞察力。不然的话，勾画出一个实际行动的联合计划是没有意义的。
苏联领导人，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要，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惟有自己才有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与他们紧挨的是那些愿意全部保留原先道路的人。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很明显，只要苏联继续它的改革，它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贡献就会更富建设性、更有意义。我们在新思维的基础上所做的一切已经使得国际合作沿着新的、和平的道路前进成为可能。这些年里，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无疑，这种合作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如果我们的经济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能够无论多少地开始用同步的节奏工作，这种合作就会更具效率，更密不可分。
对我来说，不证自明的是：如果苏联的改革成功，将会有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建设新的世界秩序；如果改革失败，进入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时期的前景就会消失，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是这样。
我相信，我们朝向这个目标的这场运动具有良好的成功的前景。无论如何，人类已经从近些年的变化中大大受益，这也创造了确定的积极力量。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在我们这个大陆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自己拥有完全的主权和独立。
苏联与美国，这两个核大国，已经从对抗走向了相互影响，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甚至是伙伴关系。这对整个国际气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应该得到维持，并得到新的充实。苏美相互信任的气候应该得到保护，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对苏美关系的方向和趋势的任何修改，都会对整个全球进程产生严重的后果。
"赫尔辛基最后行动"的观点已经开始获得真正的意义，它们正在进入实际政策之中，在为了一个新欧洲的巴黎宪章中得到更具体、更为主题性的表述。欧洲安全的制度性形式正在开始形成。
真正的裁军业已开始，它的第一阶段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的是"开始"条约的签署，我希望这会很快，给予那些早已提出的关于未来的想法以实际考虑的时候将要到来。然而，似乎有着一种需要，要发展出关于这个新阶段的一种普遍性的概念，它将包容所有涉及裁军问题原则性内容的谈判，以及反映了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所发生变化的新的观点。这种概念将把最近布什总统和密特朗总统的重要倡议结合起来。我们正在思考此事。
武装力量和军费预算正在削减。外国军队正在离开别人国家的领土。军队的力量正在减少，它们的定位越来越是防务性的。军事工业的转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看似难以相信的事情正在发生：不久前的冷战对手正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合作。它们的军官们进行互访，各自向对方展示自己直到不久以前还属于秘密的军事设施，并共同考虑走向非军事化的道路。
在欧洲，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信息环境的改变超过了人们原来的认识，由此，各国人民之间交流的规模、强度和心理氛围都大大增加。
各国之间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联系--我们视此为新思维的原则之一--已经打破了许多偏见、褊狭态度和怀疑，已经澄清和改善了国际氛围。然而，我也不得不注意到，这个进程在我们这边要比在西方那边更具强度、更为真诚。
我敢说欧洲的进程已经获得了不可逆转的要素，或者说至少是那种欧洲多少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内极为典型的那种规模和性质的冲突已被排除。
如果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获得了必要的动力，它们就会在可以看到的将来共同努力去开发一个具有空前力量的社会的潜力，围绕着整个地球发展的更高阶段，提供它们自己所做的贡献。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中，在创造新欧洲的进程中，从前的"帷幕"和"高墙"将永远只属于过去，国家之间的边界将失去它们"分隔"的目的，主权国家的自决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认识到。
然而，我们对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展望，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既然它包括了苏联，而苏联伸展至太平洋海岸，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都与欧洲这个古老世界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就已经超越了一般地理意义上的疆域。
这个想法决不是要搞成一个我们文明的圈子，比方说，一个欧洲的讲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对。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疑虑。但是，与此相反，这个想法是要发展和建设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在政治上体现巴黎宪章所讲的整个欧洲，而这必须在朝向世界历史的一个和平新阶段、朝向人类新的相互联系和联合的共同运动的背景中完成。如同我的朋友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最近在莫斯科所贴切说的那样："对整个世界走向和平的进程来说，单是东西方的重新接近是不够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协定对这一共同事业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近东和中东，所有它们都在这一共同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的前景在今天还难以预料。
世界新的联合，在我们看来，只能建立在自由选择和利益平衡的原则之上。每一个国家，也包括现存的或正在出现的国家之间的地区性集团，都有着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一律平等，都应受到尊重。
我们认为，当比方说中苏关系或苏德关系、德法关系、苏美关系或美意关系等等得到改善时，就引发怀疑，就是危险的、过时的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良好的关系对所有人都有利。任何地方任何关系的恶化，都是人们共同的损失。
朝向21世纪文明的进程肯定不会是简单的或容易的。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掉过去的沉重遗产，摆脱掉战后年代生长出的危险。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正在做一种转折点的试验，而且只是处在文明历史的一种新的--我希望是和平的--漫长时期的开端。
随着较少的东西方对抗，或者甚至是没有对抗，一些旧的矛盾冲突又浮上来了，但比起核战争的威胁来说，它们看起来还是次要一些。冷战之冰的融化揭示了旧的冲突与争端，而全新的问题也在快速积聚。
在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障碍和危险，这包括：
--增长着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在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分裂过程；
--"富国"与"穷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和质量上越来越大的差距；亿万人民的贫困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他们来说，信息的传递使他们能够看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因此就可能引发从前未有过的欲望、野蛮乃至群众抗议的狂热。贫困同样也是恐怖主义蔓延的温床，它使那些在国际交往中无信义可言的独裁政权得以出现和维持；
--从前一些事情的"代价"的危险的快速堆积，比如环境灾难的威胁，能源和主要资源耗尽的威胁，未能控制的过量的人口增长，传染性疾病、毒品问题，等等；
--和平性质的政策与企图求得一种"技术霸权"的自私经济之间的差异。除非这两种动力能够被结合到一起，否则文明将分裂成为水火不相容的各个部分；
--现代武器的进一步改进，即使这是以加强安全为借口。这可能不仅导致军备竞赛新的上升，导致许多国家危险的武器超量，也会导致裁军进程与发展的最终分离；更有甚者，它对于新的世界政治出现的基础和尺度都是一种腐蚀。
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容忍所有这些？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极为复杂的。它们不能被拖延，明天可能就太迟了。
我相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惟有寻求和实施全新的反应方式。我们已被注定要寻找实施这样的反应，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加强业已出现并正在获得力量的积极趋势，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牺牲不起的。
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果断地抛弃由冷战所培育出来的旧的成见和动机，放弃寻找对方弱点并利用在自身利益之上的习惯。我们必须尊重总是会存在的独特性和差异，即使是观察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和自由时也会发现这一点。我一再重申，随着对抗的结束，差异能够成为健康竞争的源泉，成为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互研究、进行交流，是一种激励，是相互信任得以成长的先决条件。
由于了解和信任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在我看来，所以就有必要通过联合国框架内的对科学家、哲学家和人道主义思想家努力的共享，学会对全球各个地区事情的系列发展作出预测。政治，即使是最深谋远虑最明晰准确的政治，也是由人来进行的。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保险，以保证国际社会成员所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安全、主权和根本利益，不会损坏自然环境和世界道德氛围。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团结在一起我们现在就能够作出正确的历史性抉择，而不会坐失世纪的转折、千年的转折的伟大机会，使得目前极其困难的过渡时期走向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利益的平衡而非宣称领导身份，这就是那些能够为世界进步提供基础的要素，它们能够为有理性的、从20世纪的经验中获得了教益的人们所乐意接受。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单一的国际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是促进其他地方的同样的权利和相同的福利。这是当代世界正在成长的联合所发出的命令，是它的成员们相互依赖所发出的命令。
我曾不止一次地被人怀疑为是乌托邦式地思想，尤其是当5年前我提议在2000年时消灭核武器，通过联合努力来创造一个国际安全体系时。到了那一天，这也许很可能并不会发生，但是不妨看一看，仅仅过去了5年时间，难道我们不是真的、引人注目地在这个方向向前迈进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能够越过不信任的终点了吗？尽管不信任尚未完全消失。难道世界的政治思维不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吗？难道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早已视大规模毁灭武器为达到政治目的过程中不可接受的手段了吗？
女士们先生们，从今天算起两个星期后恰好是纳粹入侵我的祖国的50周年，再6个月以后，则是珍珠港事件的50周年，从这以后，战争就变成了全球性的悲剧。人们对这些的记忆仍在作疼，但是它也同样催促我们去珍惜目前这几代人所得到的机会。
在结束时，让我再一次地说，我将授予我的诺贝尔和平奖视为对我的意图、我的渴望的理解，对我们国家业已开始的复杂改革的目的的理解，对新思维思想的理解。我将此视为你们对我用和平手段完成改革目的的承诺的承认。我因此而感谢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们，并希望他们确信：如果我是正确地理解了他们的动机，那么他们也没有做错。
冯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