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此时的激动并不亚于我刚得知诺贝尔委员会颁奖决定的那个时刻。因为在这同样的场合，伟人们--那些因为将道德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而著名的人们，向人类发表了讲话。在他们中间有着我的同胞。
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使人又一次地想起一个看似简单清楚的问题：什么是和平？
在准备我的演说时，我在一本老的俄国百科全书中发现了一个将"和平"解释为"公社"的定义--这是传统生活的俄国农民生活的细胞。我在这种定义中看到了人民视和平为和谐、相互帮助与合作的深远理解。
这种理解也表达于世界各宗教的准则之中，表达于从古至今的哲人们的著作之中。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以前曾在这里被提到，让我增加他们之中的另外一位。和平"繁殖出财富和正义，它构成了各个国家的繁荣"，一种"仅仅是战争之暂缓"的和平"当不起这个名称"，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这是几乎200年前由瓦西里·费德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写下的，他是察斯克耶·泽洛学会的负责人，伟大的普希金曾在那里受过教育。
当然，从那以后历史又为和平概念的这种特定内容增加了许多。在今天这个核时代它也意味着人类种族能够幸存的一种条件。但是，和平的实质，无论是百姓的智慧所理解还是由知识分子的领袖所理解，都是一样的。
今天，和平意味着从简单的共处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创造。和平是朝向全球化与普遍化的运动，和平是不可分的，在此之前这种想法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和平并非相似性的联合，而是多样性的联合，是差别的比较与和解。理想地说，和平意味着暴力的缺席。它是一种伦理价值。这里我们必须回忆起拉吉夫·甘地，他几天前如此悲剧性地死去。我将你们委员会的决定视为对如今正在苏联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国际重要性的承认，是对我们新思维政策具有信心的表示，这种政策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那就是20世纪结束之时曾作为主要工具的武力和军备在世界政治中将不得不退出。
我也将授予我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视为与一种不朽的伟大工作的团结，这种工作已向苏联人民提出了努力、代价、承受艰苦、意志和性格上的极高要求。团结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对于进步、对于人类的生存，它已成为不可或缺的。
但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值得团结，换句话说，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这个任务不管看起来多么明显，却并非轻易之事。比起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最为完美的计划来，生活本身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于那些强加以某种抽象方案的意图，即使它们有着最好的动机，生活最终也会还以报复的。改革使我们懂得了我们过去的这一点，而近年来的实际经验也教会我们认真考虑文明的最普遍的规则。
然而这一点毕竟来迟了。在1985年三四月间，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关键时刻，我承认是一种痛苦的抉择。当我同意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时，它实际上是当时的国家最高职务，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我不想赖在办公室里，除非我能在重大改革上得到支持。对我来说很清楚，我们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很自然地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多么巨大，我相信当时也无人能够预见或预告。
当时管理这个国家的人知道这个国家真正发生着什么，知道那种我们后来所称的、可以简略翻译为"停滞"的状态。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正在停顿不前，正面临着毫无希望地落后于这个技术先进的世界的危险。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真实的，我们也曾为此骄傲。这些就是这个国家当时的真实情况。
其后果是，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拥有巨大的总体潜力，却是已经落后了。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
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幅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
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这就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国内局势上的困境。至于外交政策，当时是东西方对抗，对朋友与敌人的刻板划分，与冷战性质相符而设定的两个敌对阵营。东方与西方都被军事对峙的逻辑所牵制，在自己身上加上越来越重的军备竞赛负担。
拆除现在结构，光是这个想法就来得并不容易。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不可避免的灾难，这就给我们以力量来作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对此，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改革又一次地使我们的人民恢复了理智，它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开放，恢复这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联系。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艰苦工作。对于一个相信自己政府的政策总是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民族来说，我们倡议了一种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的政策，它真正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但它不同于流行看法对它的理解，尤其不同于那种认为应该怎样来保护它的普遍成见。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倡议新思维。
因此，我们就开启了一条重大改革之路，这条路可能会成为20世纪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它各族人民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道路，但我们同样也是为了整个世界而这样做的。
我用这样的话来开始我的一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我们想被人理解。"不久之后我就感觉到了这种理解早已出现。现在，在这里，从这个世界论坛上，我想再一次说这些话，因为真正理解我们--因那样理解我们而信任我们--被证明决非易事。这是因为正在我们国家进行的改革的艰巨性所致。这些改革的分量和性质要求着透彻的分析，用一般的聪明来理解改革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设置诸如"只要你们苏联一旦完全与我们西方相似，我们就理解并信任你们"这样的条件，也是轻浮和危险的。
无人能够详尽描绘改革最终将导致什么，但如果期待改革将产生一个某种东西的复制本，这肯定是一种自我幻觉。
当然，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这是我们正在做还将继续做下去的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与别人一模一样。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的国家将保持它本身的特征。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一个有着它独特的紧密联系的种族成分、它的文化多样性、它的悲剧性过去、它历史上的伟大作为和它各民族的伟大功绩，这样一个国家将找到它自己的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找到它自己在2l世纪文明中的位置。改革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中去设想，不然的话，它就会失败，就会被排斥。无论如何，要"抛弃"这个国家的千年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个历史仍然是我们严肃分析的对象，以便找出我们可以用于未来的真理。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法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中遵守"游戏规则"。我们想与世界其他所有民族共同分担对于我们这个共同大家庭未来的责任重担。
通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新的品质的这个过渡时期必然伴随着痛苦的现象。当我们提出改革的倡议时，我们未能做到恰当地估价和预见每一件事。我们的社会已变得很难腾飞，不能适应那些影响到人们根本利益的重大改革，不能适应那些使他们把多少年来业已习惯的事情抛在身后的重大改革。一开始时我们莽撞地诱发了巨大的期待，而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认识到所有人都必须与从前不同地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期待新的生活能够由上面给予，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
改革现在已进入它最动荡起伏的时期，随着改革的哲学进入实际政策之中--这是实实在在地轰毁着旧的生活方式，困难也就开始成堆地涌现。许多人感到害怕，想要回到过去。这不仅仅是那些曾在行政系统、在军队和各种政府部门各个层面掌管权力的人，那些必须让贤的人，也包括许多自身利益和生活道路遭受过严酷磨难，在过去的岁月里业已忘记了自己的主动性、独立性、自己的事业心和自信的人。
因此，那种怀疑的态度，那种抗议的剧增，那种苛求，尽管可以理解，但如果要马上就满足它们的话，必须导致全面的混乱。因此，兴起的政治热情会变成常常是破坏性的和非理性的，而非那种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可正常运作的建设性的反对派，更不必提那些极端派力量了，它们在种族冲突地区尤为残酷和反人性。
在过去的6年中，我们抛弃、摧毁了挡在我们社会转变、新生之路上的许多东西，但是，当社会被给予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矛盾和缺陷浮到了表面，甚至发生了流血，尽管我们能够做到避免大规模流血。改革的逻辑与排斥改革的逻辑相碰撞，此外还有着一种不耐烦的逻辑，它孕育着偏执。
在这种形势中--它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又是巨大的危险，在改革引发危机的关键之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同时注意到目前的日常问题，这已是将改革政策分离开来，我们还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做，以免发生社会和政治的爆炸。
现在谈谈我的立场。就基本的选择而言，很久以前我就做了一个最终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压力，无论是来自左边还是右边，能使我放弃改革和新思维的立场。我不打算改变我的观点和信念。我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我深信，出现在我们转变过程中的问题，只能用宪法手段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尽一切努力让这个进程保持在民主和改革的范围之内。
这也适用于解决民族自决的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机制，在宪法进程的框架内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承认各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这也需要一定的达成了协议的过渡时期。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出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所有这些在我们整个"政治文化"--如果还能用这个术语的话--留下了几乎是擦洗不掉的印记。
我们的民主正在痛苦中诞生，一种政治文化正在出现，一种包容争辩和多元化、但同时又有法律秩序、有着能让民主工作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权威。这个进程正在得到加强。改革追求中的果断，这是近来争辩颇多的一个话题。这必须以朝向民主变化的作为来衡量。果断决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利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再次分裂为红军和白军，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另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果断在今天意味着在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在法治的框架内行动，为改革的继续提供条件，防止国家和经济的崩溃，防止混乱因素转变为灾难性的。
所有这些要求采取一定的策略步骤，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既注意到短期目标，又注意到长期目标。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步骤，这种建立在理性妥协上的协议，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我相信"1加9宣言"将作为这么一种步骤、作为一个伟大的机会而被载入史册。并非我们决定的所有方面都被欣然接受或是正确理解，我们决定中的绝大多数方面并不受欢迎，它们引发了批评的浪潮。但是，生活中却有着许多的出人意料，如同我们有时候会对此感到惊奇一样。在苏联领导层采取各种步骤以后，在苏联总统发布了各项法令之后，试图要找出总统是向左转了呢还是向右转了，是前进了呢还是后退了，要得出这种结论，将是徒劳无益的，也不会导致理解。我们只有在前进之中来寻找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答案，只有继续甚至是加速改革，只有继续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化；但我们也会谨慎地前行，仔细地衡量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我们社会中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这就是我们必须走向多种成分的市场经济。如何来做，应该是什么样的速度，在这些上面仍有分歧。有些人赞成尽可能快地冲过过渡时期，不管会发生什么。尽管这种观点会被猛烈批评为冒险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得到了支持这个事实。人民已经疲倦，很容易为民粹主义所动。所以，行动过于缓慢，让人民在不安中等待，也是同样的危险。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生活已很困难，已是相当的艰苦。
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已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它的被通过将掀开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新的一章。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活跃的分离主义和浮躁--当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宣布拥有主权--之后，向心力开始聚集力量，这是基于对现实及其涉及的危险的更为敏感的认识。这就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走向。求得一致的愿望正在增长，我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种共同生活，这样的理解也正在增长。这是所有事情中首先必须得到保护的。只有这样，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考虑去参加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派别，去尊崇哪一位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