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尹明善的小企业，开始了悄悄采购摩托零配件的“游击战”：今天去买1号到10号的零件、明天去买11号到20号的零件，总之，使配件要买齐也能买齐，但同时却不能让对方感到面临竞争。然后，便是经组装好的一台台供不应求的高质量的摩托车发动机，再从尹明善的公司里卖了出去，大把大把的丰厚利润则不断地回报进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公司最火的时候，订货的外地厂商提前几个月打来预付款，天天到公司的组装厂门口排队取货，以至于公司每星期都得到机场包机发货。红红火火的业务，很快使55岁才入行的“新秀”尹明善，不仅在这个他从不熟悉的行业中站住了脚，而且，迅速成为了摩托行业里的强人。
在过于繁荣的背后，尹明善仍然意识到，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只要一旦形成气候，建设集团肯定卡脖子。尹明善想：哪些配件以后可能被卡呢？当然是建设集团生产的部分。于是，尹明善从开始组装发动机的第一天，就积极联系配套厂，设计自已需要的零配件。大概四个月后，几个关键零件被开发出来。此后，当建设集团一夜醒悟，下令一个零件也不许卖给尹明善的公司时，摇篮里的婴儿却已能自己走路了。
1993年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重庆摩托车业重新洗牌，到2001年，尹明善的重庆力帆集团公司以产销发动机184万台、实现销售收入385亿、纳税1136亿元的骄人业绩，超过嘉陵、建设两大老牌摩托车企业巨头，成为重庆摩托车业的龙头老大。而且，发动机产销量、出口创汇、专利拥有量、产销综合值四项指标居全国第一，综合实力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二，国内知名摩托车企业新大洲、钱江、轻骑、富士达、港日都采用力帆发动机。目前，力帆集团已有员工3800多人，其中大专文化以上技术人员670多人，拥有8家生产企业，3家营销公司，一个市级技术中心，具备年生产200万台发动机和100万辆摩托车的生产能力，连续两年进入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在重庆市民营企业50强排名中名列榜首。力帆集团已进入世界摩托车制造业500强，产销综合值名列中国入选登记企业第一位。
攀上中国摩托车行业高峰的梦想成真之后，尹明善虽已是年过花甲，但他仍是壮心不已，激情常在。随后，两大目标又先后成为他的囊中战果：一是将产品打出国门；二是拧着钱箱杀入足球圈。
从全球看，除中国外，每年全球的摩托车市场容量大约是1000万辆，其中一半以上被日本企业占领，剩下的被我国台湾盛以及意大利等地企业瓜分。1998年9月，民营企业自营出口权批下来了，起跑枪声一响，尹明善就集中了最多的兵力，拼命开拓海外市场，如今，尹明善的力帆集团已在南非、伊朗、越南设立了组装厂，并还计划在印尼、阿根廷、尼日尼亚、美国等地设厂，初步实现了生产的全球化。
现在，中国摩托车所到之处，日本人节节败退。过去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日本摩托车公司，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传统领地已经被这位不速之客冲得七零八落，其惊讶可想而知。2001年9月，力帆摩托首销日本，改写了中日摩托车有来无往的历史。在越南，尹明善的力帆摩托车更是占有绝对优势，越南驻华商务参赞说：在越南，“力帆”的牌子比“本田”响。
2001年，力帆集团出口创汇（包括间接出口）202亿美元，在全国摩托车企业中首家出口创汇突破一亿美元，成为全国当之无愧的摩托车出口老大。2002年又被外贸部评为中国进出口500强、全国自营出口企业23名。力帆的产品远销东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南美等40多个国家。
而拧着钱箱杀入足球圈，向足球进军，迂回打造品牌之路，同样很是成功也令人振奋：尹明善还没有接手球队，一夜之间，全国两亿球迷都记住了尹明善这位重庆摩托车老板，知道了“力帆集团”，这是花几千万广告费买不来的。因为涉足足球，乌拉圭一位华侨认定“力帆”是大企业，非要买他们的摩托车，这也是足球带给力帆的第一笔生意。
现在的尹明善，身上除了企业“老板”的重任外，其头上也更有了一系列光环耀眼的头衔：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民营科技企业联合会理事长，重庆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执行副会长。2002年被选为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会长。
47岁，有的人正在一边回首着青春一边懊悔着自己曾经的庸庸碌碌，有的人已经盘算着退休后的美妙生活，而尹明善，冤屈地经历了20多年的劳改生活后，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创业之路，并且最终成为成功创业的典范，或许这正佐证了这么一条励志名言：有志不在年高！
永远与有实力的人合作
彭鸿斌读高中时，老师用朴质的语言激励这个农民的儿子，一定要考到北京去！考上，穿皮鞋；考不上，还穿草鞋。1986年，彭鸿斌以四川省文科类高考第二名的身份，跨进中国人民大学。
1990年夏天，彭鸿斌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外交部。在外交部当英语翻译的日子里，睿智勤奋的彭鸿斌得了个好人缘，领导和同事们待他极好。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了鲜花，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往上一级级攀升，然而，1994年4月，彭鸿斌递上了辞职报告。外交部的几千人被震惊了：没有这个先例嘛———报告自然无下文。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国度。几千年封建统治灌输的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尽管到了新社会，“官本位”依然有它肥沃的土壤。从外交部“下海”去当个体户，在同事和家人看来，彭鸿斌无异是个疯子！
他的同学邓元山是计划经济系的，现在是广东圣象公司总经理。彭鸿斌在外交部任职时，他恰好路过北京看望他。那时候，彭鸿斌刚刚结婚，穷极了，住在南池子外交学会的一间小房子里。为了招待老同学，彭鸿斌买了鸡脖、鸡杂来自己烧。缺盆少碗，彭鸿斌就去向同事借。一向关系不错的那位同事不理解他，不肯借，大家弄得很尴尬。
在外交部呆了两年半，彭鸿斌始终不能适应朝八晚五循规蹈矩的那种氛围，他喜欢开拓冒险，他决意自己做点什么。
刚开始，彭鸿斌在中关村开了一家公司，跟中关村大部分村民一样，卖计算机。办公司要几万元注册资金。当时，彭鸿斌一贫如洗，到哪去筹这么一大笔钱呢？张达叔叔是第一个向他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的人。张达是四川眉山人。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个在北京开餐厅的外地人，在中科院开了一家很有名的“东坡餐厅”。听说彭鸿斌要在中关村闯天下，这位同乡长辈把当天的营业额两万元全塞到彭鸿斌手里。
凭彭鸿斌一伙人的嗅觉和钻劲，马上拉到了一笔生意：为一个部级机关做了30多台电脑整体配置，赚了万把元辛苦钱。随后的日子，一台计算机赚百八十元，居然也忙得乐滋滋。再后来的一年时间里，计算机生意越来越没劲。
有一件事情，令彭鸿斌和伙伴伍路钢、赵斌、王威很不开心：他们替南韩一家计算机显示器厂商做总代理，好不容易打开了市场，生意有模样了，人家自己来北京干了。
仅仅做高级搬运工，彭鸿斌觉得不会有出路。
随后，彭鸿斌先后开了多家公司，以适应生意的需要：曼苏尔广告公司、曼苏尔服装公司等，还有西直门大风餐厅。
创业的日子很艰难。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费用，彭鸿斌在花园村租了一层地下室，自己用几间，余下的转租给其它小公司。下雨了，地下室里积满了水，他卷起裤腿就淘起来。
那段日子很清苦，可是彭鸿斌很快乐。有一次，通县的客户要计算机，他蹬上三轮车去送货，来回70多公里。回程夜深，天空飘起细雨，衣服湿透，彭鸿斌却骑着三轮大声嚎着流行歌曲，脚下蹬得飞快。
为了寻找合适的商机，彭鸿斌转遍了北京城寻找商机。有一次，他为自己的公司揽到了几笔家具生意。在新的天地里，他隐隐约约感到建筑装饰行业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1995年5月，彭鸿斌开始有了些初步的原始积累，于是关闭了自己的公司，准备自费到欧洲进行商务旅游。彭鸿斌盘算：寻找新商机。彭鸿斌要到欧洲去旅游，去看看人类工业文明的发源地，看看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的。
彭鸿斌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见解：知识不等于见识，只有有见识的人才能成功，而见识是由“知识+阅历+领悟”三大要素构成的。现在，他就要行万里路到欧洲去阅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