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连进一台传真机的成本都没有，他决定先拿一些资料去推销。那是1988年光景，华人区几乎还没有人认识传真机。
他的第一台传真机卖给了做裤带生意的段先生，他苦口婆心地跟人家解释：“您这么大的批发生意，每天要给欧尚、中心百货寄送样品，多复杂啊！以后有这个机器就好了，只要把样本放进传真机，对方马上就收到了，不用派人过去了。”
对方疑惑地接受了他先试用几天的建议。然而不到晚上，他的电话就爆响起来：“蔡先生啊，你怎么连同乡都欺骗，我怎么找不到把皮带放进传真机的入口？！”
他费尽口舌解释了半天，对方终于明白传真机是怎么回事了。接下来，他每天坐在段先生的门口等着他把货款付清。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又碍于同乡情面，怎么都无法开口要钱。这样一等就是三天，谁都赶不走。段先生终于明白了，于是把货款付给了他，而这笔钱正是他需要用来进第二部机器的。从这次开始，一个月卖一两台传真机的生意，能让他勉强吃饱饭了。
他后来租了一间办公室，请了个工人代为管理，打算在电器代理的行当里角逐一番。他每天穿梭于华人区的街巷，穿着整齐的西装领带，提着皮包，用来掩饰自己的落魄。
但这一次，是他的第一次恋爱让他破了产。女朋友的姐姐打算回国一次，邀他同行，他莫名其妙地答应了，并取出银行里所有的钱，换了一张回国机票。
第一次回到阔别八年的老家，父亲以为他终于出人头地，于是大宴宾朋。这也是常理，因为当年几乎所有的温州人离乡，亲友们都是送过红包的。他当晚只好狼狈地跑到女友姐姐家里借了一万块钱，招待热闹的乡亲。
无奈的是，在他再次回到巴黎的时候，银行里公司账户上亏空已成事实，法庭再次无情地宣布：公司破产。女朋友随即也与他分手。
他一个人晃到3区同乡开的酒馆里喝闷酒，怎么都提不起精神。那天晚上，他挥手叫同乡帮他花光身上最后几个法郎，买了3张彩票。他竟然中奖了，40万法郎，从天而降！
他的第一反应是到银行开个账户把钱存进自己的名下，但柜台后面的小姐冲着他使劲摇头，不给开。他的破产记录早已被多次列入黑名单了。
存不了银行，他突然决定去买一辆梦寐以求的宝马车。那时他家里所有的电器就是一台电视机和一对音箱。他交了1万块的预付款，等待着宝马车到货。
但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债务。一周时间，他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债务。但买宝马车的计划也随之不得不取消了。
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和新交的女朋友结婚了。
跟女朋友去礼服店定婚纱那天，试到一半，他借口接个电话出了店门。等了半天，四顾茫然的太太只好自己付了钱。他当然不能说，他捉襟见肘的境遇还不如在工厂里做工的女朋友富裕。
蔡良勇带着太太全家人去饭店吃婚礼酒席的那天，穷得只剩下一身西装了。但他张罗着给大家热热闹闹地摆了几桌，出门的时候，大大方方地跟老板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看着他的气势，饭店老板还以为蔡先生是忘了埋单。他当然不知道，“阔气”的蔡先生回去以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凑上了宴席的费用交给他。
所有熟悉蔡的人都认为，太太的出现，是蔡良勇命运的转机。
有一天，蔡良勇又在街上逛。他经过法国手表店门口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牌时，记下了那家灯箱公司的电话，他装作客户打电话去这家灯箱公司，最终套出了那个畅销手表品牌公司的电话。
于是，他在3区重新租了一家便宜的小店，开始做起了手表生意。平时太太守在店里，他就背着个皮包，去那些华人经常聚会的地点推销。他那时的行头非常讲究，穿得西装笔挺，大皮包哗地一下拉开，里面都是五颜六色的手表。
财运好起来就势不可挡。那是1992年，他每天回到家，和太太两个人数钱数到手软，还要把电熨斗拿来，一张张把钱熨平，收拾起来。“太太还有个好处，可以管钱，看店，以前我实在分身乏术啊。”
他在手表生意成功以后，开始马不停蹄地琢磨起身边的新东西，并一连创下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卖复印机、第一个卖商店里的银行卡刷卡器、第一个卖打电话超级省钱的中国卡等等。他有时还能把这些生意偶尔整合一下，比如自己店里卖出去的电话卡上，还能在反面打上手表的新广告。这些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蔡良勇发现同时开发三个优质的产品，哪怕其中一个亏了也不怕，这样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抓住机会，先后引进了打火机、眼镜两个新产品。国内有雄厚的生产力量，这里有稳定的销售网络，他干脆从零售转到了批发，正式开始做进出口生意。
最得意的一桩生意是他在1999年经营的名叫“皮卡丘”的小玩意。他从西班牙引进了印着这个可爱图像的钥匙链、打火机等小物件，一上市场就卖疯了。据说旁边卖白粉的那些犹太人只有3倍的利润，而他的皮卡丘有10倍的利润，每天都有大量的进货商，货品经常脱销。半年时间他赚了有上千万。
他后来还投资了一家由法国人管理的里昂小商品店，生意非常好，每年让他坐享数百万的纯利润。生意上的成功还使他当上了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此后，蔡良勇开始回国捕捉机会，建工厂、投资商铺、在海南投资度假酒店。他现在准备做的是在国内打造出一个眼镜品牌。生意一天天做大，但或许是因为过去的艰苦经历，他仍然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
有志不在年高
1939年，尹明善出生于重庆涪陵乡下的一个小地主家。1950年，12岁的他和50多岁的小脚母亲，便被“运动”到荒山顶上一间被弃用的茅草屋，仅凭一块薄地，几个锅碗，生存甚为艰难。
体力不足以种田出粮，只能靠智力养家糊口，尹明善决定“做生意”：从一个好心人手里借了五角钱，步行到城里把钱批发成针，再回到乡下沿村叫卖。每天五角钱的针能卖一块多钱，每天赚得的钱，买够米后就存起来作“流动资本”。几个月后，他就“富裕”得拥有了好几块钱。
最初，尹明善在乡下卖掉针，获得资金，再到重庆进货，有一个相识的年轻人卖鸡蛋，是先在乡下拿钱收购鸡蛋，然后运到重庆卖掉。尹明善便主动找年轻人商量：“我们两人的资金可以合在一起用，我在乡下卖针卖得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你去买鸡蛋，你可以多几块钱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你卖掉鸡蛋后把钱交给我，我就可以多购进一些针头线脑。”从今日看来，这种合作可以算是非常成功的“资本运作”，而当时尹明善不过12岁。
针线生意做了一年多，尹明善赚了十几块钱，他把钱都给了母亲。随后，他考上公立中学，并因成绩优异而获得了助学金。于是，尹明善赤手空拳地到重庆求学读书。
一入课堂，尹明善就成了班里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学习成绩扶摇直上，入校不久就能倒背整本地理课本；高一第一学期解完了整个高中阶段的数学题；高一下半期自修完大学数学专业的课本；高中二年级，解答出当时中国数学界一些顶尖难题。
为了“全面发展”，尹明善还刻意在其它方面下功夫。中学时就能在报上发表文章；自学音乐、作曲，写了很多为同学称道的曲子；酷爱体育理论，对排兵布阵有天然兴趣；18岁，成为重庆一中女子篮球教练，率领球队比赛一举夺冠。
1958年，尹明善读到了高中三年级，这一年，反右复查，他因被揭发“有右派言论”而被踢出学校，1961年上升为“反革命”，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
从此，尹明善经历了20多年“牛鬼蛇神”的日子，朋友反目，恋人断交，进步年年无望，运动场场有份。“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大家敬而远之，他也自甘戚戚，天天在书本里埋藏。在这一段时期，尹明善实实在在地看了20多年的书，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了为学习而学习的习惯，他完全陶醉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读书的结果却不奢望什么。
1979年，命运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一位官员向已过不惑之年的尹明善宣布平反决定：“尹明善，你还年轻，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那一刻，尹明善乐观地自我暗示：是的，我还年轻！姜子牙八十一岁出山，我今年四十一岁，一切都并不算晚。
随着政策的落实，不久，尹明善当了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1982年，重庆出版社恢复，他前往应聘，又成为一名编辑。
两年之后，重庆外办下属一个涉外公司出现亏损，数十万的窟窿想找个能人去填上。市外办副主任是尹明善的朋友，看尹平时交谈头头是道，认定他是经商之材，便调其出任法人代表。尹明善没有辜负他，一年多之后，亏损填平，账上赢利数十万。
公司正准备大发展之际，尹明善向他的朋友递了辞职报告。因为，此时的尹明善已经认定，改革开放的形势不可逆转，如果别人不能给你理想中的舞台，何不自己去创造一个舞台？
1985年底，尹明善离开涉外公司，正式下海，创办了“重庆职业教育书社”，成为重庆市最早的民营二渠道书商。半年之后，他编辑发行的第一套书《中学生一角钱丛书》，总发行量突破千万册大关，每本能赚一分钱。书商尹明善一炮而红，而且红遍了大江南北。
1989年，尹明善已经发展为重庆市最大的民营二渠道书商。事业一帆风顺之际，尹明善开始反思：这个行业尽管在全国正烽火连天，活跃异常，但也已是一眼见底。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它注定将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反思之后，尹明善决定关门，退出书刊发行行业。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尹明善在1989年书刊发行经营尚处在红火之中，却能够断然退出，而另寻商机再择新业，则就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独到战略眼光与敢作敢为的大将风度。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书刊发行业虽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体制上的原因，改革的触角在书刊出版产业领域中，相对于其他产业（商业、服务业、工业等），其进程与力度，却始终处于缓慢速度与滞后水平状态。致使计划经济的模式与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决定着出版产业的主要运行内容；政企不分、政企一体的状况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并主宰着出版企业与国有新华书店系统的经营方针。因而，民营书刊企业的发展，则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或公开或隐性的制约，而始终尚未能产生出一个象其他产业那样公平竞争的巨大的自由成长空间。
这种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也就必然制约民营书刊发行企业迅速攀越事业项峰的可能，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却始终没有能产生出一家可以称之为“巨头”的大企业，在书刊发行业中，虽然每年都可产生出一批新老板，每个老板也都能赚到一些钱，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出现一个可以在阳光下生存发展的亿万富翁！
尹明善是从中国书刊发行业界中成长涌现出的唯一的民营大企业家，唯一的一位亿万富商——不过，最终帮助他走向大企业家亿万富翁之路的，却并不是卖书的“教育书刊社”，而是生产销售摩托车的“力帆”集团。
从书刊发行业撤退出来后，尹明善并没有一下子就找到新的商机，但是，他却拥有了重新选择道路的充分主动权。从事书刊发行业所掘到的第一桶金，既让他的生计有了保障，也使他拥有了投身于新行业所需的启动资本。
在退出书刊发行业后，尹明善花了两年半时间，怀揣自己浪漫的商业梦想，从从容容地南下北上，东西考察，左寻右探，去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寻找能令自己生根发芽成长发展的商机。其间，他甚至跑到四川外语学院去强化了半年英语，成为该校年龄最大的学生（52岁），后来也被老师誉为最勤奋进步最快的学生。
1991年，他租来别人的执照做香烟生意。这里，他看到了：利润虽丰厚，但做法太“黑”，不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而且其中充满了黑社会的“码头文化”。一个月后，他逃了出来，或者说又一次主动撤出。尹明善抱定的信念是：凡不能在阳光下公开的生意，是无法成长为真正的事业的！即便它可赚大钱，也不能干。
有段时间，他帮助朋友在重庆解放碑做百货生意，自己则义务做参谋好几个月。那段时间，使他对真正的市场脉象，有了进一步的切身的体会。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终于，他发现了家乡重庆山城独有的一个重大商机：摩托车！
20世纪90年代的山城重庆以摩托车闻名，行业老大“嘉陵”和老二“建设”都齐集于此，因而，也带动了一大批生产销售摩托车及配件的民营企业，人称“摩托帮”。不过，在外人看来，当时，这条道上已经有两只大老虎拦路，更已有数不清的同行在虎视耽耽，没有相当的实力，要一头扎进这个行业，风险也是不小的。因为，两大摩托集团随便有个小动作，虽可使一些人一夜致富，但也能让另一些人转瞬垮台。一位“摩托帮”朋友，经营着一家校办摩托车厂。有一次聊天时告诉尹明善，他每个月需要几百台发动机，却要到河南去买，价格很高而质量很差，而本地的嘉陵、建设是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其它小厂的。
正在到处探寻商机的尹明善，敏锐地从这个信息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灵感。在仔细研究了当时摩托行业的状况，并盘算了其间的风险与机会的比率后，时年已55岁的尹明善，决定进入摩托车行业，倾注他第一次创业时掘获的全部资金20万元，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再创业的辉煌历程。
1992年，他注册成立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启动资金二十万，散兵游勇九号人。在租来的不足四十平米的生产场地上，他却雄心勃勃地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理想，是造出全中国没有的发动机。
没有国企的资源依托，没有先入者的品牌优势，年已55岁的创业者尹明善，要在夹缝中杀出条生路，只有剑走偏锋。但，他的绝活，表面看来，却又只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招式：战略创新。
他没有重复其他小企业为大厂做边角料的老路，一开始就直指摩托车的“心脏”——发动机的生产。因为他看到，尽管当时的摩托车市场热浪灼人，但发动机一直是瓶颈，国内只有50毫升和70毫升两个型号，其余大多从日本进口，当地摩托车小厂还不得不远到外地去买价高的国产发动机。尹明善的判断是：做摩托车尽管市场空间不大，但技术空间很大，创新空间更大，利润空间无限大。
第一步发展战略确认后，尹明善便将实施战略的战术突破口，选在了当时是摩托巨人的“中国重庆建设集团”的发动机环节链上。尹明善发现：可以把建设集团维修部的发动机主要配件买过来，由自己装配为发动机整成再卖出去，成本仅1400元，而卖价可高达1998元。这是一条当时重庆市场上无人走过的捷径，建设集团对此自然浑然不觉，其他民营摩托小厂商们则想都不敢想自已能装配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