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无聊军队"群体的乐队频繁地在这里演出，或者说他们同时也把这里当作了真正的自己的俱乐部，几乎每个夜晚，这里是他们的聚会地，在"嚎叫"，他们都是主人，他们可以蹭啤酒喝，可以自己带"大燕京"来喝，可以自己随便放喜欢的唱片听，当然我也抽过他们的"都宝"，演出之余或者是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胡乱JAM，甚至还玩大MATEL什么的。那时候意大利的留学生蒂娜自己印发的《建设》杂志第一次使用了"无聊军队"的称呼和口号，这成了以"嚎叫"为根据地的五道口朋克群体的代称，这里面有乐队成员，他们的朋友和果儿，服装大棚的板儿摊主人，附近地区打口店消费者，语言学院的NEWSCHOOL学生，先锋或时尚边缘人，无所事事的纯混子，等等不一而足。渐渐的人们发现，板裤多起来了，染发、短发多了，裤子上的狗链开始泛滥，OLDSCHOOL服饰是那半年间的潮流浪尖，打口店里朋克唱片热买不止，无数乐队改玩PUNK！在一个周末的金属乐队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台上的主唱说:"下面是我们为了生存而写的一首PUNK歌曲，希望大家喜欢"，结果自然其烂无比，台下的众朋克们尴尬地鼓掌不止。
当时已经较为成熟的是"脑浊"和"69"两支乐队，"反光镜"经历了大约只有两个月的GRUNGE时期后迅速进入了朋克状态，并进而受早期"脑浊"的影响大量使用SKA元素，但保留了直白的歌词和平实入耳的旋律;直到现在我也认为那个时期的"脑浊"才是最牛X的！真正的短小精悍，真正的感人肺腑，肖容是90年代中国朋克的最好注解和范本，他的出身、经历、气质、心底的波澜、简洁深邃的词作、发自内心的愤怒表演乃至莫名其妙动听的吉他演奏都是那么令人发指地难忘！没有人不为舞台上的"脑浊"所感动。而"69"则在意识形态上多了一些探讨，同时也染指了"爱情"，"69"的音乐是独特和富于韵味的，这也是他们较多受到海外关注的原因；"ABOY"起初是沈悦在"脑浊"排练之余跟李鹏、高洋的即兴组合，乐手一直短缺，后来恰巧廊坊的"2月30号"来北京，他们是快速的HARDCORE乐队，同样令人惊喜。但由于生活等问题，乐队成员被"ABOY"借用，逐渐形成后来的固定阵容：主唱沈悦、吉他李鹏、贝司万明、鼓手田岳。与纯正的OI！朋克不同，"ABOY"是反纳粹反性别歧视的，但他们还是保留了OI！的口号做为乐队的标志，直到现在也没有一支朋克乐队可以自然地毫不尴尬地使用"OI！OI！OI！"；而原"2月30号"的王力和方志猛后来则加入了"哎吆"乐队；可以说，"嚎叫俱乐部"的成长期同时也正是"无聊军队"的成熟期。
这期间著名的顽主王迪来了"嚎叫"，从此便与"无聊军队"的朋克们成了兄弟，虽然大家都尊敬地喊他"王老师"，而他也每次必在酒吧消费至少一杯饮料以示支持;期间几乎所有著名的西方媒体都在"嚎叫"做过采访和拍摄，使PUNK们感觉到了什么是倍受关注，他们甚至向一家德国电视台索要采访费，后改为对方在"嚎叫"大量消费请大家喝酒了之；"花儿"乐队从忙蜂赶来做过一次演出，演出间付冲时不时地为大张伟扶正效果器和调节音色;无数后来的朋克新军甚至再后来的"硬说"乐手当时都是"无聊军队"的乐迷或者说为之震撼；在门票只有十元、五元，同时有大量"熟张"无须买票的情况下，"苍蝇"乐队的专场演出每人居然分到四百多元，比四年后"痛苦的信仰"在"莱茵河"三十元门票专场还要多；通常是周末的演出来二百-三百人，一百人散落在那条胡同的入口附近，一百人在嚎叫门口或坐或立，饮酒聊天作乐，一百人在里面疯狂POGO兼免费桑拿，一个乐队结束后所有人携带着热气和汗臭冲出来，再换下一批一百人进去，如此反复；崔老师也来过"嚎叫"，并对王迪说："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可要小心！",发生在"嚎叫"的打架事件的确蔚为壮观！通常是有一个不知深浅的醉酒者或闹事者挑起，向演出的乐队或观众挑衅，然后开始打斗，在肇事者尚未施展才华之时便被蜂拥而上的乐手、观众联盟扯住手脚向门外抬去，周围一片拳头和"干掉他"的欢呼，然后在门口的地上，出现二十几个人狂踩一堆东西的画面，由于人太多，通常脚下的人受伤是不重的；"嚎叫"自己的神人也多，最为著名的是一"瘦"（瘦DAVID，也就是后来"脑浊"的贝斯手）;一"胖"（DISMAN，又称DEADTHMAN，身高184、体重二百斤）;一"傻"（人见人爱的大表，当时他的造型是五道口写真版柯特·科本），肖容最喜欢的游戏是在大表进门后开始放《少年心气》，等大表开始狂舞时再猛然暂停，看大表的动作突然停顿的刹那并自己笑作一团;演出的时候这三个人是必不可少的，而大表更以在成府路派出所门前推上锁的自行车来回数趟而成为传奇人物，他的最新形象在"反光镜"的MTV里也有出现；"挂在盒子上"，这支拥有古怪名字的全女子朋克乐队也是在"无聊军队"的影响之下组建，并在"嚎叫"进行了她们的首场演出，王悦与沙文主义的男性观众发生了言语的冲;"舌头"、祖咒、"冷血动物"的专场也是"嚎叫"的不眠之夜，佐藤和小龙、吴俊德也成了陈丹宇的好友，长期以喝长城干白为乐;而"微"和"木马"乐队在"嚎叫"的首场演出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麦子的表演让号称"范儿王"的谢天笑都自叹不如；"生命之饼"在与"无聊军队"做过交流演出后回到武汉，转而投入HARDCOREPUNK的怀抱，终于自成一家；窦唯、何勇、骅梓、肖亦平、陈劲、任宇清等前辈乐手也前来观看传闻中的新一代乐队如何猖狂肆虐后不免技痒，有的更是一试身手；而"无聊军队"团体迅速壮大，频繁的演出使他们的音乐愈加成熟，特别是"反光镜"乐队的努力与成绩最为惊人，他们俨然已经成为SKAPUNK的代表乐队，而这一切在97年圣诞节的演出时达到顶峰。
那次的演出定名为"嚎叫之夜--地下朋克圣诞大阅兵！"，是"嚎叫"短的一年历史中最为暴裂过瘾、水准也最高的一次，王迪更从家里搬来录音设备进行了现场录音，（这张现场录音的版本现在"嚎叫唱片"正在整理准备出版发行，这将是国内第一套朋克现场唱片）。圣诞节的这次演出进一步奠定了"脑浊"、"69"、"反光镜"、"ABOY"四支乐队在北京乃至全国朋克乐队里的影响，也更让我坚定了找机会为他们录制唱片的念头都是不可思议的（"盘古"式录音手法除外）。说是合辑，只是因为形式和曲目的时间太短而已，其实我的概念是合辑式的专辑，因为需要一个集体式的出击，就像"致命一击"的概念。王迪在这张唱片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这是我们今后一系列合作的开始。当时的百花棚真的是热闹极了，再加上高洋的小排练场就在门口（就是大家在唱片封底上看到的那个地址），每天大约有几十人聚集在棚里棚外，录音的在里面工作，没事的就在外面玩板儿聊天，工作餐一订就是几十份。由于乐队一直在大量地演出和排练，录音进行得很顺利，要知道"无聊军队"各乐队乐手的技术都很好，特别是李鹏和高洋，而李鹏更是"无聊军队"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与录音同时进行的是唱片封套的设计，也是我跟张扬的第一次合作，王迪和高原义务提供了拍摄的照片；在录制"脑浊"时，肖容因为时间短，本来已经放弃了《MYHARDCORE》的录制，但我个人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就坚持要他们录，结果就是这首歌为"脑浊"赢得了摄制"LEVI`S"牛仔裤欧洲区广告影片的资格，影片在北影厂里摄制，肖容远赴南非拍摄个人图片，"嚎叫唱片"以一千美金转让了这首歌的一次性使用版权，乐队更得到了近两万五千美金的广告费用；但我之前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也正是这次的广告事件，令"69"最终解体，"ABOY"也间接地受到打击，一蹶不振；这段影片摄制的时候，1999年9月，使"嚎叫唱片"真正开始引人注目的双张唱片《无聊军队》出版发行了，这套唱片注定会成为经典，但显然不是当时，也不是现在，海报上的那句广告语也就是这个意思。
1999年末，正是中国地下音乐的第一个全盛期。铁血的摇滚青年们的意识还很极端，"地下"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儿，大家不愿意承认"所谓艺术和商业本无明确的矛盾"，更不敢正视自己的人性；同时由于大量业内媒体对"盘古"等乐队及其"摇滚精神"的扭曲理解和宣扬，出版唱片成为妥协和背叛的代名词。《无聊军队》发行后，大家在购买的同时却骂声一片，（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无聊军队》创下的中国地下音乐唱片销售记录至今无人能敌！--全国销售卡带29800套合59600盒，CD近3000套合6000张，海外版发行销售地区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美国和日本）。面对来自各方的怒骂，"无聊军队"成员是根本没有想到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无法平衡，于是就有了"反光镜"在《通俗歌曲》上的伤人言论，这更加剧了对立的情绪，并上升到与音乐毫无关系的"北京人"、"外地人"之争。一切都是如此令人倒胃口！我的情绪也一度受挫，但最终我发现，我们没有做错事，这是在中国，问题在环境，更在我们每个人自身，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我能做到的只有"做！做！做！，做下去。"后期的"脑浊"全面地更换了成员，"阿兹猫"的王囝、许琳和美国人瘦DAVID加入了乐队，王囝给乐队带来引人入胜的吉他SOLO。此时的"脑浊"越来越多地受到RANCID的影响，在音乐上融入"主流"，但它仍然是"地下"的，也日益完善成熟，人们仅为"脑浊"这两个字就会激动不已；"反光镜"的坚持不懈也渐渐取得了成效，他们赢得了乐迷甚至是"敌人"的敬意；2000年4月8号，由于日本人细野研、足力拓男的推广，做为"无聊军队"第一批海外听众的日本HARDCORD乐队"QP-CARZY"访华演出，但肖容法籍女友的一杯啤酒让主唱很是失落，当晚也是"ABOY"乐队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出;2001年，"反光镜"赴美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带去了中国朋克运动的信息，乐队MTV里"开心乐园"的疯狂人浪让美国朋克目瞪口呆！"这是CHINA？！我不敢相信!",同年第二批日本乐队来北京与"无聊军队"代表的北京朋克做交流演出，其中有日本朋克界大哥"SOBUT"乐队，在"CD-CAFE"的演出后，乐队主唱说：""脑浊"如果在日本将会成为超级乐队！"1999年末到2001年初，北京的朋克运动始终是以"无聊军队"为主体的，新晋的乐队已无法超越他们；但"哎吆"、"蜜三刀"、"逆子"、"挂在盒子上"、"劣质炸药"、"玩偶"等乐队的努力也有目共睹，特别是"挂在盒子上"女子乐队更以自己OLDSCHOOL朋克的独特气质脱颖而出，并成为第一支在日本这个亚洲朋克大国发行专辑唱片的中国乐队。"哎吆"乐队对SKA的演绎甚至比"反光镜"更为彻底和纯正，吉他手的演奏清新而富于变化，如果能在乐队编制中加入管乐，他们将更为别致更具韵味；在2000年日本出版的"北京嚎叫"合辑唱片里，我们可以一窥北京新晋朋克乐队的水准，但显然后继乏人，缺少像《FUCKINGDISCO》那样的力作，同时由于"硬说"的冲击，北京朋克运动似乎已经日渐势微。而武汉的朋克运动和以"夜叉"为首的北京"说唱金属"乐队群体却已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