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今明到4岁左右，养父的兄长病故了，他要搬迁到天津去管那个大家族。到天津后，查尔炽对堂侄查禄百详述了抱养蔡今明的事情，并嘱咐他严守秘密：对人只说是李氏所生。也就是这时，蔡今明才明白，自己不是查家的骨肉，是抱来的。查家祖辈在天津是望族，是官商富户，养父来天津后不久就病故了。他儿子查禄昌不会持家理财，家业很快败落下来。后来全家迁往北平，东西装了三四十口大箱子，最后定居在东城区小方家胡同22号。“养母李氏把我当成她买来的小丫头，一不顺心就打骂我，使我饱受了苦难和折磨……”说到此，蔡今明双眼充血，热泪奔流。
我问：“你上过学吗？”
蔡今明：“养母是不会出钱让我念书的。她怎舍得呢？她让我夜夜去盐店门口排队，这样可以买到一些低价‘官盐’，她再拿去牟利。记得一次冬天的深夜，排队时我向一个中年女人钟宝益诉说我的不幸。她在铁路局的株式会社工作，我以她亲戚的名义进入了全免费的‘日本扶轮学校’，直接上六年级……老师傅绿君对我很好，每天下课后都拉着我将课程温习一两遍，所以我记得她的名字。我读了这一年多小学之外，基本靠我刻苦自学。到我十六七岁时，也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蔡今明的一个远房表姐陈连堂介绍她到东北锦州，进入战地医院的进修班学习。学习一年后她在国民党战地医院当上了准尉护士。由于她早就意识到李氏不是自己的亲妈，但想到是她和查家把自己养大成人，应该知道感恩，她把每月津贴都给北平养母寄去。养母于1951年12月病故，蔡今明为她养老送终。1948年哥哥查禄昌托本家叔叔把她调回北平，进了北平市卫生局中南海卫生所，后来又调到224临时战地医院……从此就在医疗战线工作了。蔡今明后来考入北京石油学校担任校医，于1950年成婚。1970年学校要在东营建分校，她就来到了山东。1973年，她丈夫调到了山东大学，她也随之来到该校继续做校医，直到1987年离休。夫妇育有一儿两女，儿子在北京，两个女儿在济南。老人用一双红肿的眼睛看着我：“我的俄语练得不错，至今可以对话。”她立即说了一大串“斯克、斯基、卡娅、资的拉斯维杰……”
我问到一个实质性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父亲就是蔡公时的？”
蔡今明：“1992年，我偶然从堂哥查禄百那里，了解到我的真实身份。那时简直是如遭雷击啊！我怎么就与烈士蔡公时发生关系了呢！此时，我都65岁了。自己坎坷的身世经历逐渐清晰后，我不禁潸然泪下。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亲哥哥蔡今任也给我发来了一封信，我们60多年从不通音讯，他希望我们一起前往江西九江认祖归宗。1992年5月，蔡公时殉难周年之际，须发全白的我和哥哥抱头痛哭；1993年4月我们又重逢于故乡九江，哥哥带来了父亲、母亲的照片。直到那时，我知道我应该改名换姓了。哥哥叫蔡今任，我就给自己起了‘蔡今明’的名字，一是‘今’字辈，更重要一个意思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身份，才明白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发生‘五三惨案’当天，《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正在济南采访，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除了尸体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车来来去去。一条条的街道上满是尘土，在热气炙烤下，静静伸向远处……房屋大多被毁坏了，只剩闩着的门，破碎的窗。房屋的余烬还在冒烟，里头却哪有生命的痕迹。商店几乎尽皆被毁，劫掠一空……’我活着，就是要把这一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至今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的日本右翼势力。”
值得一说的是，郭景鸾女士在民国舞台上是有进一步消息的。她成功挖掘出全部烈士遗骨交给南京政府后，还筹款兴建了上海蔡公时学校，自任校长；因为资金短缺，她曾两次到南洋一带筹款……
我问她是否去过台湾探望哥哥，蔡今明态度沉吟：“我前后去过台湾两次，但我感觉哥哥不大情愿认可我的改名……1994年4月底我赴台湾探亲，据说郭景鸾到台湾后一直独身，但她与哥哥一家极少往来，我自然与她无缘一见。哥哥与郭瑞芬育生有长子蔡元生、次子蔡元成、女儿蔡菁英，共有4个孙子，1个孙女，2个外孙女，是一个子孙满堂的幸福大家庭。我去过著名的‘圆山忠烈祠’，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了供奉的‘蔡公时灵位’，我跪下去给他老人家磕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懂事时在他耳边喊一声‘爸爸’。济南蔡公时纪念馆于2012年5月3日正式免费向社会开放时，哥哥从台湾来到了济南，捐献了一些历史档案……”
蔡公时文才卓异，善诗词、擅书法，犹以魏碑见长，与于右任、胡汉民等同为海派停云书画社会员，在当时已是名声鹊起的书家。1921年清明节他到广州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即兴撰写七律四首《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诗中“英雄血和杜鹃开”、“不抱丹心莫错来”等语，对于自己终有一日为国捐躯的壮举，似乎一语成谶。《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四：
白云山下白云浮，
岂有艰难一哭休。
气节每于穷见处，
功名都在死中求。
可以发现，留学、漂泊东洋的爱国志士，多为诗人出身；置身同盟会麾下，纸上万丈豪情均化作了风驰电掣的行动力。其舍命一搏的铁血斑斓之志，不但续接了彗星袭月、鹰击于殿的酣畅血性，而且他们的举义，廓清了正人君子们自由、宽容之论的软与小。
国画大师徐悲鸿于1928年7月7日抵达马尾港，开始了两个多月的福州生活。有感于蔡公时的书法名望与壮烈，在创作《蔡公时被难图》之前，徐悲鸿非常认真，先画一张素描草图，然后在教育厅找到职员杨浔宝为模特儿，画完后再集中起来。《蔡公时被难图》画作约高六尺，宽一丈，完成后挂在西湖的紫薇厅展出，那是福州最主要的文化艺术展示窗口，轰动一时。令人遗憾的是，《蔡公时被难图》就像蔡公时等17位烈士的遗骨一样，至今下落不明。
“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曾随北伐军来到济南，拍摄了《济南惨案》新闻记录片，之后他与侯曜合作改编成电影《蔡公时》，采用了在故事片中穿插记录片的形式，影片上映后深受欢迎，场场爆满。当然，最让人感怀的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发起了“山东惨祸筹赈会”，千人筹赈大会在陈嘉庚的主持下于中华总商会举行。会场上人头攒动、群情激昂，一位三江帮代表当场举刀剁下左手小指，举起血淋淋的手号召人们抗日。筹款活动得到广泛响应，共计筹款130余万元。筹赈会还拨出部分捐款，专门聘请了德国雕塑名家，为蔡公时烈士铸造了铜像，于20世纪30年代运抵新加坡，并准备运回国内。蔡公时的铜像高2.18米，宽1.10米，总重量为250公斤。
然而，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和“七七事变”相继爆发，使得这座铜像无法找到安身之地，只好暂时存放于新加坡陈嘉庚的橡胶厂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在日军攻占前夕，爱国华侨将铜像深埋在橡胶厂地下。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们才将铜像从地下挖出，蔡公时铜像终于“重见天日”。1950年后，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曾致函给新中国有关单位，表示愿意把铜像运回中国……1965年，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重新修复，此后这座铜像便摆放在这里。于是蔡公时铜像客居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谈到此，蔡今明说：“如今的济南蔡公时纪念堂，供奉着这尊蔡公时全身铜像，就是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捐款铸造的，为1930年的原物，直到70多年后，才从遥远的南洋运到济南。我每一次置身父亲铜像面前，泪流不止。他的那双眼睛啊，被挖掉眼睛的人不会流泪了……我想念他！我不明白，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找过我……”
为让更多人铭记那段痛史而奔走不已的蔡今任先生，于2013年12月在台湾病逝，享年91岁。
……
据说，因为出生时的急迫与敞亮，父亲蔡云生才为之命名蔡公时。他满周岁时举行“抓周”，父亲准备了笔墨纸砚、琴棋书画、胭脂水粉等诸多物品，让蔡公时去拿。蔡公时一只手抓了一本书，另一只手拿了一把小剑。亲朋好友说，这孩子长大了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光宗耀祖……岂料，蔡公时用他的书与剑，演绎了一出惊天动地的“书剑恩仇录”。书，用浑身血肉碾为齑粉写就；剑，拆下了自己的肋骨磨砺而成！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痛读的命运之书。
蔡公时别号“虎痴”“痴公”。我知道，虎痴是一个伟岸之词，比如三国猛将许褚的别号乃虎痴，勇猛、执着而痴情，故有是称；近代书法大家顾湛澄则号虎痴外史。蔡公时于革命锐猛精进，看来一饮一啄，似有前定。
返回市区的路上，沉落的夕阳刚好在赤霞山巅碰碎，一如泻下万道灵泉，是崩裂的伤口。我回到宾馆，翻看着有关材料，见到于右任为蔡公时的题词：“国侮侵凌，而公惨死，此耳此鼻，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心头冰炭相继，难以名状。那几只回到黑暗的孔雀，在树荫下亮翅如刃，通宵怪叫。
（说明：本文在采访、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济南市中区文联、蔡公时子女蔡今明、济南文史学者张继平、《九江日报？长江周刊》总编辑谢亨等人的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