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竞底:中国企业之殇
29714000000015

第15章 底线(2)

在中国的企业里,挑战法律底线通常是为了降低成本。因此,逃税成为对法律竞底的主要方式。中国的企业逃税相当普遍,小到管理人员将私人消费开具发票,记入公司成本以偷逃所得税,大到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偷逃增值税,很多企业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法律竞底,只是有些竞底得太过分、太疯狂或不够幸运,击穿了法律底线,最终受到严肃查处。

案例:日本富士胶卷在中国的竞底

20世纪80年代,富士胶卷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

到1998年,中国感光行业在富士、柯达的强力竞底下,被打到崩溃的底线,全行业累计亏损近百亿。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外资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对感光行业进行全行业合资,富士由于不敢迎接这个挑战,因此拒绝了中国方面伸出的橄榄枝。而柯达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建立了绝对的竞争优势。

为了挽回在中国市场的败局,富士开始了最强有力的竞底——“降价”。每个彩色胶卷市场零售价为13元,国内的批发价在11.8-12.4元之间。而按关税税率,彩色胶卷每卷应交纳关税及增值税10.37元,如果加上胶卷的生产成本和运销成本,11.8元的批发价,绝对击穿了成本底线。

富士的大规模竞底,终于激怒了对手。柯达亚太区总裁安瑞特别申明“柯达公司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在中国的生产厂商,我们的全线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并且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分销体系,当客户拿到这些产品时,很清楚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很放心”。

同时,柯达将对手不规范运作的资料,整理上报国家经贸委。

经查明,富士利用其代理商作为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这种走私主要分三种途径:“一是拼装,将胶卷与别的货物混装在集装箱里运进来。二是闯关,一些货船通过海上直接偷运过来。三是化整为零,主要从广东、福建、广西等地,蚂蚁搬家似地偷运上岸,再分送给各地的大经销商。”

富士的这次疯狂竞底活动,因而击穿底线,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被严肃查处。

在中国民间,有很多挑战法律底线的俗语,如以身试法、法不责众、枪打出头鸟、顶风作案,这些俗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对法律这条底线,采取的不同办法。

案例: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各投毒厂家的结果

2008年9月爆发的毒奶粉事件,使刚刚结束奥运会的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蒙羞,中国的食品出口在多个国家遭到抵制。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大多数厂家,尤其是那些响当当的名牌大厂,都被揭露出在奶制品中掺加三聚氰胺。

但最终的处罚还是遵循了“枪打出头鸟”和“法不责众”的潜规则,最先曝光、掺毒最多、导致婴儿死亡的三鹿董事长被刑事拘留,而其他各家击穿法律底线的奶制品厂家,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如此一来,法律这条底线的权威性何在?这种处罚,是否在鼓励更多的厂家更加激烈地向法律竞底呢?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2、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在中国并不陌生,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良心”,中国人爱说“凭良心做事”,指的就是做事情不可逾越道德底线。

道德是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善恶标准,它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儒家曾教导人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现代的中国,虽然推崇儒学,却摒弃了这条道德。

道德虽然随时间变化,但有一条相对稳定的底线。

挑战道德底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昧着良心干事,对一个有廉耻之心的正常人,通常会有做贼心虚的感觉。站在道德的悬崖边,也如同站在真实的悬崖边那样,让人心惊肉跳。

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大胆妄为的竞底者,通常能用名利等富有诱惑力的目标,说服自己和他人,背离道德的底线。

案例:牛根生的道德底线

如果没有毒奶粉事件,牛根生原本不配进入本书的案例,因为他经营的蒙牛乳业,并没有多少特别创新、典型的竞底技术。但由于毒奶粉事件反映出牛根生这个人的道德底线,因此,特设案例进行研究。

牛根生向来以中国企业家中的道德楷模著称,他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才散人聚”的经营哲学,他的另外几套著名论点是: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宁可为真话负罪,决不为假话开脱。”

……

显然,单从这些口号来分析,牛根生俨然是一位重德胜于重才,特别强调讲真话的企业家,像他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板,讲道德、讲真话,主要是为讲金钱服务的。

对于质量,牛根生也是极其重视的,他也有几套漂亮的口号:

“产品就是人品,质量就是生命。”

“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

……

但事实又如何呢?

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曝光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并有数例死亡。三鹿将责任推到奶农身上,引起民众的强烈质疑。

作为奶制品行业的风云人物,牛根生对此事一反以往的“大嘴巴”常态,他未做任何表态,很奇怪。

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公布,蒙牛、伊利、光明等22家企业的乳制品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民众哗然!

原来蒙牛的奶粉里也有毒!

牛根生的危机公关显然早有准备,9月17日,他迅速抛出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如牛根生平日的话语那样,铿锵有力,词藻非常华丽漂亮。但在这篇长长的宏文中,牛根生完全没有明确说:他牛根生真的不知道蒙牛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他全力向外界暗示:我牛根生确实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那么在事发之前,牛根生到底知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吗?他为什么不敢直说自己不知道呢?这真是个謎。

接着,牛根生在他的宏文中,用一大堆漂亮的词藻轰轰烈烈地宣布,他和蒙牛为了承担责任,“我们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但他却没有提一个字,该如何去清查、追究蒙牛产品是如何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的。

奇怪,被冤枉的人,难道不想洗清自己身上的冤枉?!

此时,民众们虽然认为:广大奶农都知道了添加三聚氰胺的秘诀,而作为蒙牛的董事长却毫不知情,实在无法理解。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

直到9月19日,谜底才被揭开。这天,蒙牛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恬不知耻地向香港人献媚:

“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确实,香港政府的检测表明,蒙牛出口到香港的奶制品,不含三聚氰胺。

蒙牛在香港人面前的这段丑表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蒙牛早已控制着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销售方向,蒙牛当然知道哪些奶制品中有毒,哪些没有;

二,蒙牛认为内地人的生命,不如香港人和外国人值得重视,因此可以给他们供应含有三聚氰胺的产品。

牛根生之所以不敢在9月17日的公开声明中,明确直接地拍胸脯说:

我牛根生实在是不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含毒,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因为,牛根生确实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是含毒的!

明知有毒,还大肆销给无辜的消费者,这就是牛根生所追求的道德!一时间,舆论大哗。

既然丧心病狂地卖毒奶,而且还把内地人和香港、老外区别对待,就不要还出来装孙子啊。

但牛根生不,他在关键时候,还是要出来装道德楷模。

事情到这里,却还没有完。9月23日,蒙牛乳业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复牌,开盘即暴跌近七成。证券界相信,毒奶事件对蒙牛影响深远,其下跌空间高达81%。

可能有人会幸灾乐祸:这回蒙牛跌惨了,牛根生损失大了。

但实际上,蒙牛管理层早在2008年7月,就明察到9月23日的这次暴跌。他们不仅明察到了,而且由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早已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摩根斯坦利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格为22.02元,套现12.6亿元,银牛及金牛公司对蒙牛的持股量,总计降至16.42%。

多么高明的预见性啊!牛根生抛售蒙牛股票的时点,掌握得多么恰到好处!

将这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联起来,人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合理推测:就在牛根生张开大嘴,放谈道德高调之时,实际上蒙牛公司的上上下下,早已步调一致,精心控制着三聚氰胺的浓度,众志成城地参与到毒奶粉事件中去了。

不过,牛根生很谨慎,在出口的奶制品中,没有掺毒。

而到了2008年7月,牛根生们看到由三鹿集团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可能捂不住盖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估计事件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地把蒙牛卷入其中,并导致股价大跌,因此在8月1日抢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蒙牛股票,以便将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香港股民。

一边高唱“财聚人散,财散人聚”道德之歌,一边却用掺毒的奶制品销往市场,以维持公司业绩,维持股价高企,然后再悄悄地暗渡陈仓,大幅抛售股票,疯狂聚敛财富,牛根生的举动真可谓“高明”。

而最后当盖子揭开,蒙牛被查处含有三聚氰胺时,牛根生再以毫不知情的无辜者姿态,继续高喊“自己要全力承担责任”的道德口号。

真是一连串漂亮的策划,只是民众的智商并不只有70而已,他们这回彻底看清了:

牛根生的道德底线,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并不适宜从事食品行业,因为食品是用来吃的,他们只适合去挑大粪,因为大粪本身就是底线产品,即使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也不会在里面加三聚氰胺。

不过也很难说,没有道德的人,能玩出什么花招,不是有道德的人能想象的。

案例:不搞贿赂,算不算一种道德底线

在中国的法律中,行贿受贿是明确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是三令五申要严格禁止的,这显然是一条有威慑力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在如战场般的商场,不花钱就办不了事,也是商人们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即另一类底线。

商人们必须按行业内的潜规则花钱,甚至要琢磨如何多花钱、花好钱,但又要小心翼翼,不碰到另一条威严的法律底线。这使得中国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兴趣盎然地生活在处心积虑、如履薄冰之中,演出一场场勾心斗角的活闹剧。

没有人统计得过,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中国商人按潜规则花钱,因为这是最顶级的商业机密。但一件事颇有典型性:2003年10月,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询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企业家们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王石的猜测显然是保守的,在中国不论新兴行业或传统行业,行贿早已是潜规则,企业在这方面只存在成本底线和风险底线,道德是不存在底线的。

中国企业家在行贿的问题上,同样处于囚徒困境的竞底局面: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行贿 甲:不行贿

乙:行贿 乙按潜规则抢单,甲也按潜规则抢单 乙获得订单,甲丢失订单

乙:不行贿 乙丢失订单,甲获得订单 乙按公开规则抢单,甲也按公开规则抢单

显然,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行贿”:如果乙不行贿,甲获得订单;即使乙行贿,甲依然有获得订单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模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

1、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大约有20万宗贪腐案件,第二个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三个十年,才下滑到30万宗。

2、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指数显示,中国的贪污指数已从1998年的52名滑落到2008年的72名。

3、世界银行的指标也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贪能力从1996年的0.15削弱到2007年的-0.66。这项指数的最低值是-2.5,显示中国的贪腐有恶化迹象。

显然,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行贿受贿方面的道德底线,已越降越低。

什么时候,法律的底线才能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合二为一呢?

这,也许需要国家和民众长久的共同努力。

案例:《色戒》:汤唯突破底线,一脱成名终被封

浙江女孩汤唯应奥斯卡金奖导演李安的邀请,出演《色戒》中的女主角,她的床上戏表现得非常激情、出位,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个人也有了更大的收益机会:

在接拍《色戒》之前,汤唯的广告身价非常低,接拍一次平面、一次影视广告,使用两年,叫价只有区区5万元。而在《色戒》之后,汤唯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尤其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后,更是以国际影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影迷面前,因此,汤唯的身价水涨船高,以前5万元的广告费,陡然翻升到150万人民币以上,暴涨30倍以上。

可以说,《色戒》中,超级露骨的10分钟床上戏,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尽管有很多女性曾经靠一脱成名,但汤唯的成功太有震撼性,也太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了,因此,内地的演艺人员跃跃欲试,纷纷大胆放言自己“可以比汤唯更……”,渴望有机会走一把同样的竞底成功老路。

但突破道德底线的榜样,毕竟是不能让人学习的。虽然中国引进的《色戒》剪掉了最精彩的床上戏,但盗版碟还是让内地人了解到:汤唯为什么这样火爆。

广电总局一看势头不对,毫不犹豫地下令对汤唯进行全面竞底:“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广告、直播等节目一律不得炒作与汤唯有关的任何事情。”

李安和汤唯通过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终因偏离道德底线太远,而受到打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相对失败的竞底。汤唯在公众面前消失,而一个月前刚以600万酬劳出任某化妆品代言人的广告,也被彻底取消,击穿道德底线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案例: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

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耻辱。

尽管当时的英国基督徒反对对华鸦片贸易,但世俗化的国家的民众力量,最后还是压倒了宗教的道德底线,国会通过向中国开战的提案。

而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地向中国贩毒。

鸦片战争显示出一个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是如何击穿道德水准的底线。

3、能力底线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于2008年6月退休, 53岁,身体健康,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华人首富李嘉诚在2008年已经80岁高龄,从未考虑过退休事宜,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毋庸置疑,人的能力与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一样,也有其底线。

对是否要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观念:

比尔盖茨在能力未达到底线时退休,一是他已为微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另一方面,除了微软的工作,他希望自己有一段人生,做其它喜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