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哲所创的伤寒及温病学说，是中医对急性热病临床诊疗的经验总结，从临床实践上升到理论，可以说是认识过程的一大飞跃，尤其可贵的是，这种理论回过来又指导了临床实践，直接提高了临床的治疗效果。但是有些研究伤寒温病者，常常将伤寒与温病对立起来，形成了经方与时方之争，这样反而妨碍了临床实践的提高。时逸人老先生主张伤寒与温病应当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因其受病来源、发病过程大抵均属相同，但不同意“伤寒就是温病，温病就是伤寒”之说，认为两者之间，仍有详细辨别之必要。1928年他在上海任教时，专授古今疫症，结合临床实践经验，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时令病学》，创立了时令病的病名，融伤寒温病于一炉，当时由海内名家刘蔚楚、周小农等为之作序，均认为本书“发前人之所未发”“独具慧眼，卓尔不群”“纠正古人之错误，指导后学之迷津，是诚医林之南针也。”
时令病，乃感受四时六气之异常而为病之证，亦即四时外感病证之总称，包括春温、风温、暑温、伏暑、湿温、秋燥、冬温、伤寒等病在内。昔日医家对伤寒、温病的争论焦点在于：伤寒学派承认有温病，但是认为完全可以包括在伤寒的范围，完全可以用六经辨证来概括温病；温病学派则认为温病与伤寒在病因、传入途径、辨证、治法上完全不同，绝对不能混称。前者根据《内经》的“热病皆伤寒之类”，以及《难经》的“伤寒有五”之说，而陆九芝更直接，称：“在太阳为伤寒，在阳明为温热。”认为阳明病就是温病，其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后者则由于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温病学说，至叶天士之时，乃蔚为大观，内容也比较充实了。时逸人老先生则认为伤寒与温病要统一起来，应当于矛盾中求统一；再则将伤寒与温病的症状、治法不同之点分别说明，于统一中求矛盾。这样就可以平息伤寒、温病之争，亦可化古方、今方两派的门户之见。
1956年，时逸人老先生将《中国时令病学》改编为《中医伤寒与温病》，以六经辨证为纲，将伤寒与温病融合讨论，开伤寒与温病为热病学的先例。主张伤寒与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唯有单属外感风寒及兼有伏热之不同，无门户之争，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传变，不出三阳经范围，末期间有三阴经之症状，伤寒、温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温病系外感病症兼有伏热者，如发现肺系病状，则为肺系温病，发现胃系病状，则为胃系温病。简而言之，初期多发现肺系病状，如果失治或误治，方始发现胃系病状，是肺、胃之争，在病机上仅属先后之分，此其三；古人皆认为伤寒为新感，温病多伏邪，或疑温病有伏邪，又有新感，实际上新感、伏邪两项，为四时六气所同具，不必以伤寒、温病局限之，此其四。以上几点，在探讨急性热病的发病与临证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为了弥补《时令病学》之不足，时逸人老先生于1933年又撰写了《中国急性传染病学》，汇集整理了各种古代已经从伤寒、温病中独立出现的一些急性热病，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主张“每一种疾病均以西医所载为主，其病因、病理、诊断、治法等项以中医为主，如是汇通研究，不但读书与临证之界限铲除，即中西医之门户亦可不必拘执矣。”将时令病与急性传染病合观，开创了研究中医热病学的先河。时逸人老先生以前曾主张伤寒温病与传染病须分别施治，大概是受吴又可的影响。吴氏对伤寒与温疫的区分，认为是“伤寒不传染，温疫能传染；伤寒自毛窍而入，温疫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温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先，温疫汗解在后；伤寒初起，以发表为主，温疫初起，以疏利为主，凡此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为伤寒温疫皆传于胃，故用承气汤导邪而出，要知伤寒温疫，始异而终同也。”以后认识到时令病与传染病同属急性热病，认为吴氏所说的伤寒与温疫的种种不同点，只在受病轻重、体质强弱、流行或散发等方面有所区分而已。认为温病学说是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说明对急性热病的共性规律有了更广泛的了解，瘟疫学说又是在温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提示他对急性热病中的某些个性规律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能认为有了共性就不需要个性，也不能认为只要个性就可以不再要共性了，其实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认为有了温病及瘟疫学说，就可以取消伤寒学说的宝贵经验；同样，只奉行伤寒学说，否定后世温病及瘟疫学说的成就也是不对的。这样就取消了门户之见，取长补短，进而也消除了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只要是在临床上确切有效的各种方剂，都可以为我所用，以提高中医在急性热病方面的治疗效果。
伤寒与温病理应属于同一性质之疾病，仲景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之说，但初起恶寒与发热常相互并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方有不恶寒、但发热之现象，故时逸人老先生主张以恶寒轻而发热重、口渴者为温病；反之，恶寒重而发热轻、口不渴者为伤寒。凡内热重之素质，如受外感，必患温病；内热轻之素质，如受外感，必患伤寒。温热病与伤寒病仅初起时可分，以后无甚差别，两者受病来源及发病经过亦属相同，所不同者，唯在伏热之有无，故温热病的治疗需针对伏热才能符合病情，因此在治法上有消透、清开、清泄的特点，此与治疗伤寒病者有异。
古代医家多以感而即病为伤寒，感而不即病，伏而后发者为温病，而时逸人老先生认为新感与伏邪，为四时六气所同具，不必以伤寒温病限制之。四时外感皆可分为新感与伏邪两项，且伏邪亦可因复感而起，风寒、温热、暑湿诸项，皆可能有伏邪，不必限定于伏温、伏暑二项，亦不必限定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古说。只不过新感者，其人正气足而邪浅，其病轻，治之易愈；伏邪者，其人正气弱而邪深，其病重而传变莫测，即使治之合法，亦如剥蕉抽茧，层出不穷。自清以来，言温热之病机者，多以伤寒自外而入，故汗不嫌早；温热自内而出，故下不嫌早。认为宜汗宜下之证，必以病症之发现为准，如果不在病症上做精密之考察，唯以伤寒温热的病名为眼目，先存成见，遗误必多。
关于伤寒与温病的辨证，时逸人老先生认为伤寒与温病同为外感症，其发病之症状，亦大略相同，六经辨证中的三阳经病症，属卫外机能之变化，三阴经病症属脏腑功能之变化。凡新感病症，不出三阳经范围，是温病亦可用六经辨证。营卫运行自然之常态，即为太阳经之实际，故太阳经即统辖营卫之运行。卫气营血辨证作为深浅界限之别，伤寒、温病、新感、伏邪各症，均可适用，而非伤寒必用六经辨证，温热只用卫气营血辨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