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作为一个大家长和统帅，他很好的奉行了以身作则的原则，为自己以德服人、广纳贤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就曹操自身而讲，最能代表他以身作则的就是他严格律己，说到做到。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三月，曹操再度亲临清水东岸。 这次曹操仍留下荀彧及程昱这对最佳搭档驻守许都，自己带领荀攸、郭嘉、曹仁、曹洪、于禁、吕虔、许褚等浩浩荡荡出发。一路上，麦田已成熟，因听到军队路过，居民吓得四处逃散，没有人敢留下来收成。 曹操有感于汉末以来战祸连连，军纪太坏，平民受苦最烈，听说有军队到来，无不谈虎色变，逃之天天，因此，向各军下达指令。 “吾等奉天子明诏，出兵讨伐叛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 官兵闻知，经过麦田时，无不小心翼翼，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偏偏只有下命令的曹操，自己轻松自如地坐在马上，欣赏着随风起伏的黄金色麦田，对这次命令的政治效果，正在得意地暗自估评着。 不意马到之处，麦田里突飞出一只鸠鸟，曹操的坐骑吓了一跳，窜入麦田中，践坏一大片麦。曹操紧急之下，脑筋一动，立刻到主簿处请罪。 主簿很为难地表示：“军令怎可用在丞相（当时曹操已由献帝授以丞相职位）身上呢？” 此时，曹操也不想治自己的罪，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于是说道：“我自己下的命令，怎可先不遵守，这样如何让别人心服呢？”说完，便装出一副要自杀的模样。 郭嘉看出曹操的心意，立刻阻拦，并表示说：“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统领大军，怎可自戕？” 曹操想了很久，面带严肃地说：“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我姑且暂免死刑，但仍以头发代替之。” 说完，拔剑割下发，交给主簿，并传送各军营示众：“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全军悚然，没有人再敢轻忽军令，纪律大整。 这就是著名的曹操“割发代首”的演绎。纵然曹操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但是，他还是很懂得此时在三军面前，对自己的姑息、放纵就是自毁威望，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就是最后失去军心和民心。所以，他选择割发代首。其实，古人觉得发肤皆取之父母，必须珍爱。此时曹操能够割发，也是相当的严肃了。
曹操的这一举动，切切实实的向众将士证实了以身作则的表率效力。这样不仅恰到好处的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声威，约束了三军，同时相信广泛的传扬，曹操成为民心的所向也是理所当然的。此举实在是一石二鸟之计。 在行军打仗上曹操能够以身作则，在生活上的曹操也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他作为领导者和大家长的智慧，生活节俭，严于律己，更加体现了他以身作则的风范。 曹操曾经不允许家人衣着华丽，不允许熏香。对待下属，他还曾经把节俭朴素作为衡量官吏品质好坏、选拔官吏的条件，一度在当时的朝野形成了一股俭朴节约的风气，并形成廉政的新风。如此做的曹操能够让众人心悦诚服、真心效仿的前提就是自己的身体力行。他不讲究吃穿，不讲究排场，更不喜欢奢侈浪费。正是他这样不断的用行动感染、用语言教诲大家，众人才从他身上深受启发。 都说生活是人最真实的体现，所以曹操生活上的严格约束自己更加体现了他严谨的作风和以身作则的超高素质。那么，也决定了他在行军打仗中的良好表率作用。这两者是相互体现、相互映证的，是他作为领导者的真实一面。 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效率，同样还能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以强大的吸引力带动整个团体的效率。这是双赢互利的结果和局面，是任何成功的领导者和想要成功的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和觉悟。面对现实，不怕领导者有特权，就怕领导者将自己的特权用在了毫无意义甚至是失了人心、自毁前程的地方上。
“成事之道”以身作则赢得众助 大凡有成就的领导者，无不是能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后通过自身的这种力量来感染、带动他人，从而为自己聚集起众多贤能。 曹操诚然有“多疑”的缺点，但是在以身作则这方面他确实做的尽职尽责。无论是对待自身，还是下属，他总是严格要求，同时也用自己的表率作用感染熏陶更多的人。而那些有才德的人，当然看得出这样的领导者的潜力，更愿意为之效劳，鞠躬尽瘁。 《论语·子路》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们也会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说明了首先自己这个主观上要能够想到做到，然后才能有效地去促使客观上的他人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否则，不能够走在前面，做好榜样，那么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 无往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呢？外媒都评论说，人民解放军凭借的50%是精神力量。而这精神的力量就是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以身作则为我们做出的好榜样，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创造的辉煌和奇迹感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所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总是能够以身作则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散发出异于常人的光芒，那么自然会有人给予赏识，有人靠近，有人帮助。久而久之，他的身边就会聚集起一群对他有帮助的人。这样就注定了他能够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能够迈上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