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度关山》这一作品里，曹操写道：“天地间，人为贵”，其实就是在说人事的重要性。曹操是一个不信天命的人看，他更加注重的是人事，事在人为。 曹操不比袁绍的家世显赫，也不比刘备的强有力名望，但是他能够一步步奋斗上来，最后在三国中站稳脚跟，甚至最后更是一筹，就深刻的体现了他不信天命、只尽人事的思想理念。因为笃信天命的话，他就会向现实低头，面对现实而不会有奋斗、成大事的想法和动力，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就。 长期以来，曹操不信“天命”，可以说是他不拘泥于现实、勇于突破的人格魅力的体现，但我们如果从更深层次上考虑，联系曹操本人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可以说：曹操不信天命，也是形势的需要。 身为汉相，曹操同时又在谋划曹魏事业的发展，即使自己不取汉而代之，也要为子孙后代奠定代汉的根基。既有此心，便不当相信天命。因为通常所谓“天命”的最主要含义是“受命于天”。所以，如言天命，首先必须回答汉祚久暂的问题。别人可以大谈汉代已进人季世、土德将代火德而兴，预言汉朝将要灭亡，但曹操不能。因为那样，篡汉野心就暴露无遗了。 可见，从某种意义看，曹操不信天命，也不谈天命之事，完全是基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考虑。也正是因为“天命”同一个时代的“政权”紧紧相连，所以反对者们由此便觉察到曹操“性不信天命”，就是“有不逊之志”。曹操回答反对者的意见，也基于此。 即使曹操曾经说过信奉天命的话，那也只是权宜之计。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也乘机进言，说汉家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曹操在此情势下，道出了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此时的曹操是想用周文王来自比，堵住那些想要让他称帝、陷他于危难境地的人的口。
在治军的过程中，曹操对装神弄鬼的做法也是深恶痛绝。而对于装神弄鬼的人，曹操是绝对的严惩不殆。曹操在征讨河内、获嘉时，从俘虏口中得知，有一个叫宋金生的人自称神人，告诉守军鹿角无须把守，他派狗替大家防守，如果不听他的话，就会在夜里听到军队行动和兵器撞击的声音，天明后会看见地上有老虎的脚印。曹操立即派人将宋金生捉住杀死，表明了他对装神弄鬼行为的断然态度。 曹操还在（孙子·九地篇》注中说：“禁妖邪之言，去疑惑之计。”《用间篇》注说：“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也。”也都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其实，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曹操不信天命，因为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注重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力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更是一个办事的人，再加上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磨练，使他明白了尽人事必须从实际出发的道理，否则只会到头来一场空。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时相辅相成，以思想为指导，以行动来实践。 曹操以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向我们真实的再现了不信天命尽人事的成功案例。他是奋斗的先驱，是奋斗的榜样，更是能够运用霸术逐鹿天下的英雄。 所以，没有不经历风雨和奋斗就产生的命中注定，因为只有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才会注定了自己的结果。没有准备、不想奋斗、只知道等待的人，那么注定了他不能够成功；相应的，万事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时刻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的人，那么就注定了成功会属于他。用不信天命尽人事的霸术，成就自己的事业才是天命。
“成事之道”事在人为 充满英雄气概的人物都不会相信天命，他们的信条里有的只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所以，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善于突破常态和束缚，用自己的能力和霸术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凡命运。 所以，坐以待毙绝不是曹操的性格。他的领袖气质霸道而充满威信、魅力。他外表镇静，内心却不信天命，只信人事。他征伐治国，指点江山，力主沉浮。 曹操自己都说他“性不信天命之事”。这是他不服输、不甘平庸的理想体现。郭沫若也为他正名，说“他能够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讳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敢于公开下令要选用，被人称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这些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事在人为。没有谁是天生的王者，也没有谁是注定的英雄。他们都是尽了人事换来的成功。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甘于现状，甘愿平凡。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天命的束缚，破除重重阻碍，那么迎接自己的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