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如人的情况下仍然硬拼硬撞，轻者可以使人两败俱伤，重者就会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境，毫无翻身的资本。因此，不如人时懂得放手，才是明智之举。曹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运用的驾轻就熟。 中平五年（188）五月，术士爽楷对冀州刺史王芬说：“天象的变化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是到了灭族的时候了。”王芬信以为真，于是勾结南阳许佼、沛国周途等人，同时联络了一些地方豪强，以黄巾余部黑山义军攻燎郁县需要起兵镇压为借口，给灵帝上书，请求灵帝北巡河间，企图利用灵帝北巡的机会发动政变，座除灵帝，诛杀宦官，另立合肥侯为帝。 他们也来约结曹操，希望能够借助曹操的加入增加胜利的筹码。但是曹操很冷静地分析了当时双方的条件和所处的形势，觉得他们几人当中既无有声望的大臣的地位，又无特别有利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势下发动政变废除帝王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曹操断然拒绝了王芬、许佼、周途等人。不久，王芬等人的阴谋果然败露，王芬畏罪，弃官逃走，在途中自杀。 其实，曹操当时并不反对废掉灵帝，但只是觉得几人并没有能力和实力去和朝廷抗衡，真正的时机还不成熟。正是曹操在诱惑面前还保持冷静的头脑，才使得他能够免于这次患难。 所以，不如人时，再大的诱惑都要放手。没有足够的实力，还强出头，吃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腹背受敌，损害自己的实力。只有现在保住了自己的实力，才能等待更好的时机行事。 所以，绝对不乏英雄气概的曹操，面对现实，也会在充分衡量利弊后做出退让。当初他迎献帝于都昌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以他当时的实力，完全不足以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本来将汉献帝迎接到许昌就已经使他一时成为了世人注目的人，各个势力当然不容许他抢了头功。 相比袁绍等人，曹操的力量绝对处于弱势。见曹操得势，袁绍很不满。于是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城，因为城离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袁绍还考虑到，城曹操的地盘，曹操容易答应。可是曹操在重大问题上不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而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 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不常设）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满，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我来了！”拒不受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何去何从，是摆在曹操面前的一个难题。英雄自有英雄之见，曹操感到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决定暂时向他让步，便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 曹操表面上是向袁绍做出了让步，但是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可以总揽着朝政。但是毕竟自己暂时还是逊色于袁绍的，所以他一面表现的对袁绍很恭敬，一面韬光养晦，不停止壮大自己实力的步伐。 曹操会不时的安排和提升一些自己信任的官员，比如，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负责朝中具体事务，以程显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充州事，巩固这一最早根据地。以满宠为许都令、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谆、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军队。 最后，曹操在积蓄了足够的实力后，采取后发制人的方略，终将袁绍打败。 因此，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如人时，暂时妥协，或者尽量配合满足对方要求，以此得到缓和的机会。重整旗鼓也好，继续发展力量也好，等到自己足够强大时，再次扭转乾坤，不但把握十足，而且还能做笑到最后的人。这才是不如人时且放手的真正收获，而且是绝对的胜利。如果不懂得权衡利弊，克制态度，只会鲁莽行事，那么，吃亏的终将是自己。
“成事之道”不如人时且放手 不如人时何其多，然而这只是人一时所处的形势和状态。在这个时候，能够暂时的放下执着，避免与人针锋相对的正面碰撞，保存实力，争取扭转形势得到胜利，才是明智之举。 不如人时且放手。被董昭评价为“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的曹操，就是采取弱时暂时退让，后发制人的智慧，最后赢得了胜利。这得益于他善于认清自己和形势，懂得先放手以争取更有利时机的坚忍之道。 做人做事，在不同的阶段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是势不如人时，一味强争，只会四处碰壁。学会果断的放手，以调动力量，待危机过去，再解决问题。这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让步政策”。不动声色的做到这一点，才能形成对时势与机遇的正确把握，高瞻远瞩，成就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