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都是一个样。他们的容貌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身上永远穿着蓝色衣衫，眼神呆滞，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外国旅行者仔细观察，很容易便可以发现，所谓中国人都是一个样的说法并不正确。即便是离得很近的地区，人们说话的口音也是有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还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大，也因此，在中国的各地有了不同的方言。很多人都曾对我们说过，中国的字写出来都一样，但是讲出来却全然不同。同样，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在度量标准上的差别。在西方，人们认为度量标准一成不变才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但让很多外国人觉得苦恼的是，中国的很多度量方式都有双重标准，而且中国人对此甘之如饴。在他们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货币、重量乃至度量标准，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
你问一个卖肉饼的人他每天要做多少张饼，这个人答道，大约“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一百斤面粉能做出多少肉饼，那只能由提问者自己估算了。问一个农夫他的牛有多少斤，如果这个农夫给出的重量明显偏低，那么他就会辩称自己忘记把牛骨头的重量算进去了。一名职员所报的身高很明显和事实不相符，仔细询问之后才发现，他没有把脖子和头的高度计算进去。原来他曾经当过兵，部队根据人肩膀的高度来分配挑担任务，所以从那之后他说自己身高的时候，就会把头部忽略掉。一个农村人说自己家距离城市有九十里，问清楚之后才知道原来他说的九十里是往返的路程，单程只有四十五里。
计量铜钱的方法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忽视精确的一面的。铜钱是中国唯一的货币，计量的标准也都是十进制，按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串铜钱的数目都有可能不同，至于原因，没有人知道。那些原本应该是一百个铜钱的一串钱，结果仔细数数，往往可能会是一百、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个（在陕西省府）， 甚至直隶省东部的一串钱只有三十三个铜钱，有些地方甚至更少。银子的称量也有同样的问题，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除非巧合，否则没有哪里的“一两”是一样重的。外国人总是会被这个问题弄得晕头转向。恐怕除了那些专门从事银两交易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会因此受到损失，尤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人。造成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在此只是就事论事。
度量的标准同样混乱不堪。比如量粮食的斗，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大小也不相同。在那些不像中国人这么温驯的民族所在的地区，很可能会因此引发一场动乱。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品脱就是一品脱，一磅就是一磅。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中国的一品脱永远不会等于一品脱，一磅也永远不会等于一磅，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仅有理有据，
而且在生活中十分普遍。就以政府垄断专营的盐业来说，就可以随意修改重量标准。市面公认的是十六两为一斤，但是中国人买到的一斤盐往往只有十二两，这很明显是一种公然的欺诈行为，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没有人会提出抗议，因为所有商人都这样做，据说这是一种“老规矩”。当然，在不同的地方丈量土地也有不同的标准，比如某地的“一亩”只有别处的一半。假如有人正好住在两地的交界处，那么他便需要准备两种不同丈量土地的工具，以便分别丈量出同一块土地的两种不同标准的“亩”数。
那些到中旅行的外国人一样，在还没有弄清楚“斤”的概念时，就对棉花或者粮食论斤说价，是十分不妥的。在衡量棉花或者粮食价钱的时候，首先要弄清这一种“斤”是哪一种“斤”。类似的例子还有在进行亩产值计算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忽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亩”是不确定的。测量路程的情况比上面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个到中国旅行过的人都具有发言权。不容否认，中国人计算里程是有一定标准可循的，但是这种标准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所知，一般来说，只要离开干道，中国人的“里”就变“长”了。的确，在平整的干道上，一天能走上一百二十里，但在乡村的小路上就只能走一百里，如果是山道，那恐怕只能走上八十里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计算走了多少路程，不是依照实际的距离，而是根据路的难易程度来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中国人说到山顶有九十里，那么实际上可能连九十里的一半都不到。他这样说的依据就是，爬到山顶所费的力气和在平坦的路上走九十里是差不多的。
另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关于直线距离的测量，换言之，就是从A点到B 点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 点到A 点的距离。在中国，欧几里得“同等的量之间是相等的”的公设彻底失了效。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一条公路上通过，由北往南的距离为一百八十三里，但是返程时同一段路从南向北就变成了一百九十里。真是奇怪到了极点，无论你走多少趟，无论你如何仔细计算，结果都一样。
同样，“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在中国也不一定成立，这在河道航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询问，你确定离前方某地的距离为四十里。经进一步仔细分析，原来四十里实际上是两个十八里。“四九等于四十”的说法是不是让你目瞪口呆？同样，“三个十八等于六十”的“八九不离十”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还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邮差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六十里抵达目的地，对此，他对长官解释道，这个六十里可不止六十里，长官于是另外遣人去调查这段路的距离，得到的结果是八十三里，于是后来的邮差们都是按照八十三里计算了。
坐落在一座城市四周的几个小村庄，虽然离城市的距离从一里到六里不等，人们却把所有村庄统称“三里村”。此外，人们常常注意到，一段约莫一里的路，如果路的两旁盖满了房子，那么这条路就可能被称作五里长。村民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路确实有五里那么长。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中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度量标准就完全不足为奇了。制秤人在街上四处流动，根据每位顾客的要求在秤杆上标出那些表示刻度的小圆点（这些小圆点被称为“星”）。差不多每个顾客都有两杆以上的秤，一种用来买进，另一种则用来卖出。除非是用旧的老秤，否则，现成的秤秤出的数量人们是不会相信的。因为整个度量标准完全不固定，只能根据不同的买主定制。
中国人在说到年龄的时候缺乏精确性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特性。要知道一个人的准确年龄十分容易，但中国人却通过一个人的属相去得到一个人大致的年龄。一个号称“七八十岁”的老人，你通过询问了解到的事实是，他去年刚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
即使你渴望精确，一个人过了七十就称八十的这种状况，就像共同海损a一样是必须承受和被容许的。就算一个中国人打算告诉你他准确的年龄，你也要明白，他所说的年龄往往是过了春节之后的年龄（译者注：即虚岁）。中国人用“十”计数的习惯根深蒂固，从而导致了很多说法含混不清。几个人就算是“一二十个”、“几十个”，也许还被说成“好几十个”， 精确的计数在中国实在是难得一遇的经历。中国人关于“百”、“千”的使用同样含混不清，而“数不胜数”则是实际计数的极限。尽管有着更为精确的计数方式，但是中国人对此却毫不在意。
我的一位相熟的朋友对我说，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去看戏，之后他自己又补充道：“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和二百串差不多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