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奇怪的“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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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本卷序

从1960年创作第一篇童话、196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发表第一篇童话《借尾巴》开始,陆陆续续,我写了许多短篇童话,又写了许多中篇童话,还写了两部长篇童话。此外,我还写了许多科学寓言。

我的短篇童话,大多数是科学童话。

科学童话,又叫知识童话,是童话百花园中的一朵花。

科学童话是童话,可是又不同于一般的童话。

科学童话是童话中的一种,所以它具有童话的特点。可是,它比起一般的童话来,又多了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知识性。

据我所知,在中国,最早的科学童话要算是陈衡哲(笔名沙菲)的《小雨点》。《小雨点》于1920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收入《小雨点》一书,于1926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任叔永先生为之作序。

陈衡哲笔下的小雨点,飘飘忽忽,上天入地,通过小雨点的行踪,介绍了大自然中水循环的知识。

受前辈们的启示,我也学着写科学童话。我的第一篇科学童话《借尾巴》,1962年5月27日发表于《天津日报》。4天之后,我的第二篇科学童话《一根老虎毛》发表于北京《我们爱科学》杂志。就这样,我写起了科学童话。这本集子,就是从我所写的许多科学童话中选出来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些科学童话虽然都出自我的笔下,可是读来风格并不相同。其实,这和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息息相关。

我的童话创作,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年童话,即从1962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写了11篇科学童话。

发表第一篇科学童话时,我不过22岁,还是个大孩子。所以,我早年写的科学童话,“孩子味”比较浓,富有儿童情趣。

第二阶段是“文革”岁月,我写了25篇科学童话。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样的岁月,我写的科学童话,变得非常拘谨。那时候,写老虎、狐狸、狮子之类是很“危险”的,动不动会犯了影射之罪,再上“纲”上“线”的话,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我不得不寻找“安全”的创作之路。这一时期写的《烟囱剪辫子》《铁马飞奔》《万吨轮装鼻子》《干吗要搬家》等,注意反映工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成就。

第三阶段是那荒唐的“文革”岁月终于过去,我写了14篇科学童话新作。

这时,我不必再瞻前顾后。我的科学童话,又重新变得活泼起来。《圆圆和方方》就是这时候创作的。

第四阶段是1962年7月下旬,我来到广州出席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作家们谈及长篇童话太少,我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写一部。从此我的童话创作进入新阶段,从短篇童话的创作进入中篇、长篇童话创作,从科学童话创作进入文学童话创作。我虽然已经步入中年,但是我的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成了我创作童话的丰富的生活源泉。我的中、长篇童话,都是文学童话,其中大都有我两个儿子童年趣事的影子。这些中篇童话,收入《蹦蹦跳先生》一书中,而长篇童话则分别是《哭鼻子大王》和《“小溜溜”溜了》。

在我的短篇科学童话中,以《圆圆和方方》的影响最大。各种各样的童话选、科学童话选、儿童文学选,很多都选入《圆圆和方方》。这篇作品被收入中国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课文,而且还被收入香港中学国文课本、日本华文学校课本。《圆圆和方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团改编为广播剧,由中国唱片社灌成唱片出版。还出版了多种根据《圆圆和方方》改编的连环画。

《圆圆和方方》是怎样写出来的?

说来有趣,那是在1976年,我的两个儿子还很小,一个11岁,一个才6岁。俩孩子喜欢下象棋,也喜欢下陆军棋。有一次,他们问我:“为什么象棋的棋子是圆的?为什么陆军棋的棋子是方的?”

我一下子答不出来,想了一下,答复道:“你们下象棋总是下明棋,做成圆的没关系。你们下陆军棋总是下暗棋,棋子要竖起来,圆的就会滚动,所以要做成方的。”

这件事过去了,但是孩子们的提问,老是在我的脑海里打转转。我想,孩子们经常接触圆的东西和方的东西,可是对圆和方的知识并不了解。

我开始注意四周的东西:我洗衣服,搓衣板是方的,洗衣盆是圆的;我坐车,车厢是方的,车轮是圆的;我洗脸,毛巾是方的,脸盆是圆的;在我的书桌上,书是方的,纸是方的,字是方的,墨水瓶是圆的,浆糊瓶是圆的,红印盒是圆的……这么一联想,我就进入“童话世界”了。

于是,我把圆的东西塑造成一个童话人物叫做“圆圆”;把方的东西塑造成一个童话人物叫做“方方”。圆圆和方方互相不服气,通过各自做梦,圆的想代替方的,代替不了;方的想代替圆的,也代替不了。最后,它们互相尊重,共同合作。

就这样,我大约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一口气写成了《圆圆和方方》这篇科学童话。

《圆圆和方方》最初发表在1976年3月15日上海的《红小兵报》(后来才改成《少年报》,现在叫《少年日报》)上。

这篇科学童话发表之后,没想到引起著名童话作家贺宜先生的注意。他在主编《童话选》的时候,不仅选入了这篇科学童话,而且在序言里郑重地推荐这篇科学童话。

这样,这篇科学童话开始“火”起来,被改成连环画,改成广播剧,出唱片(那时候还没有CD),进入语文课本……

这篇科学童话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当初在《红小兵报》上发表的时候所根本没有想到的。

除了《圆圆和方方》之外,很多小读者也非常喜欢那篇《奇怪的“病号”》。

其实,那篇科学童话《奇怪的“病号”》的原名叫《来历不明的“病人”》。后来,在1976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动画片,片名叫《奇怪的“病号”》。《来历不明的“病人”》比《圆圆和方方》要长得多,故事也要曲折得多。其实,《来历不明的“病人”》背后的故事,也很“精彩”。

《来历不明的“病人”》是写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那时候,大学毕业不久的我,两次被派往上海郊区农村“锻炼”,作为“工作队”队员,参加青浦县、金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深挖“阶级敌人”。身处农村,又处于“深挖‘阶级敌人’”的背景之中,居然构思了这篇科学童话《来历不明的“病人”》——害虫菜青虫因吃了喷过农药的菜叶被误送进益虫医院,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类似于“破案小说”的曲折故事,最后终于被识破伪装……这篇科学童话,带有时代的“印记”——深挖“阶级敌人”!

《来历不明的“病人”》在当时交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杂志。编辑部非常喜欢这篇风趣的科学童话,准备发表。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表。我还记得,在退回给我的原稿上,用红笔标明字号以及修改的字样,都充分说明,这篇稿子曾经发排。

在“文革”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为低年级出版几本汉语拼音读物,需要适合低年级儿童的篇幅在两万字左右的书稿,向我约稿。我记起这篇《来历不明的“病人”》,把它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也非常喜欢,找人画了插图,并配上了汉语拼音。

1973年,《来历不明的“病人”》单行本即将付印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原来,“文化大革命”中,在文艺创作中推行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必须“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叫“三突出”。印刷工人在排印《来历不明的“病人”》的时候,用“三突出”原则一对照,糟了!因为在《来历不明的“病人”》中,主角竟然是“反面人物”菜青虫,完全违背了“三突出”原则!于是,印刷工人贴出大字报,质问出版社,为什么要出版这样违背“三突出”原则的书?于是,《来历不明的“病人”》第二度夭折了!

这样的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在今日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来历不明的“病人”》毕竟已经排好版,打好纸型(注:那时候还不是电脑排版,而是用铅字排印)……

到了1976年6月,这本《来历不明的“病人”》在编辑的努力下,终于印出来了,第一次印刷就印了20万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来历不明的“病人”》走红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恢复动画片生产,看中了《来历不明的“病人”》,改编成动画片《奇怪的“病号”》,在1976年上映。

上海电视台也把《来历不明的“病人”》搬上屏幕。

好几家出版社出版了根据《来历不明的“病人”》改编的连环画。

好多种童话选、科学童话选,选入了《来历不明的“病人”》。

《一根老虎毛》的命运也很曲折:《一根老虎毛》是我写于1962年的科学童话,在“文革”中曾被指责为“大毒草”,受到过批判。批判的“理由”是《一根老虎毛》中所写的老虎是影射“美帝国主义”,而蚂蚁则是影射中国人民(其“理论根据”据说是外国人常常称中国人为“蓝色蚂蚁”)。经过这么一番“对号入座”,《一根老虎毛》当然是“反动之作”、“大毒草”了!

雨过天晴,《一根老虎毛》居然被作为优秀童话而选入多种《童话选》。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之前》这篇科学童话,这样展开故事:

“巧真巧!这几天,小花猪的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小羊也感到不舒服,坐立不安,睡不着觉。

“怪也怪!要是在平时,小花猪稍微少吃东西,小山羊稍微有点头昏脑涨,饲养员小王就要给它们打针吃药。可是,这几天小王除了每天往他的小本本上记些什么以外,并没有给它们打针吃药……”

为什么小花猪、小山羊以及牛大哥、鸭妹妹同时生病了?为什么恰巧在这时小王不理它们、忙别的事情去了?小花猪、小山羊、牛大哥、鸭妹妹到处去找小王,最后找到小王,原来小王是一位“业余地震观测员”,正忙于观测即将到来的地震,而小花猪、小山羊、牛大哥、鸭妹妹并非生了什么病,却是地震的预兆呢!

《地震之前》发表于1976年9月6日的上海《红小兵报》。翌日,中国政坛发生了强大的“地震”——毛泽东去世!

我的第一本科学童话集《烟囱剪辫子》,在1975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本《铁马飞奔》,在1976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本科学童话集《找不到的伙伴》,在1976年12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本科学童话集《水晶宫的秘密》,在1976年1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在1979年6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五本科学童话集《谁的脚印》,第一次印刷就印了55万册。

196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科学童话选集——《科学王国里的童话》,选入我的50篇科学童话。

1994年,台湾爱智图书公司出版我的科学童话选集《白色的乌龟》。

本册迭收的作品以作品的写作年月为序编排。

2010年6月3日

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