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奇怪的“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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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序

人们常用“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没有这样的感觉。昨日还被称为“青年作家”、“文坛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电话,说是要为我庆贺70岁生日,使我猛然间感到岁月飞逝,连我也进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许久文先生一行专程从长沙飞来上海,跟我商谈出版《叶永烈文集》事宜。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并无太多交往,只在1960年11月由该社出版过《碧岛谍影》一书(后来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就没有联系。他们要出版我的文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跟踪”我多年,读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决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诚意,很使我感动。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希望能够借助出版文集,回顾自己的60年创作历程(我在11岁时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同时也趁出版文集之际,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补充,以更好的质量、更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不过,我也如实、坦率相告,由于我的文集总字数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记得,在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之后,曾经有两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废:

先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叶永烈文集》,共50卷,1700万字,我已经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后,没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过去,把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未出完的《叶永烈文集》继续出下去,出了15卷,最后仍是半途而废,未能出下去。

在此后的10年之中,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我虽然并不清楚作品的精确的总字数,但是超过2000万字、60卷是无疑的。事不过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叶永烈文集》,不再虎头蛇尾,能够有始有终,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数量众多,无非是出于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岁就写出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迄今的总印数达到2.1亿册。《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多万册。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达到一亿。所以有朋友笑称,我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三亿”精神富翁。

二是我从事专业创作早。1979年1月及3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心我的创作情况,作了两次批示,这样我在1960年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导演岗位,调往上海市科协担任挂名的常委,实际上是从事专业创作。1967年,我调往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毫无退休之感,仍像担任专业作家那样埋头于创作,所以我前后有30年时间从事专业创作。

三是我用电脑写作早。我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换笔”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其实,我在用笔写作时,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给《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稿完成。在用电脑写作之后,如虎添翼,我的写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拼命三郎”脾气。从事专业创作之后,30年来我过着“5 2”、“白 黑”的生活。所谓“5 2”,即除了每周5个工作日之外,周六、周日我也都在写作。所谓“白 黑”,即白天加夜晚。我习惯于早上6:30起床,开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电视新闻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写作中度过。一年到头,我除了出差、采访、旅游之外,“全天候”写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从事写作,无后顾之忧。妻还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第一评论者,也是一位仔仔细细的校对者。她常帮助我把一些资料、引文输入电脑,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写的作品输入电脑。

令我扼腕而叹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6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6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远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6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著,出版社借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6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1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版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我的体质向来不错,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纪录而逞“英雄”。然而2006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迪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采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著。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著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字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

还要说明的是,我从各地书摊上买到近50种署名叶永烈著的伪作,诸如“赖昌星黑色三部曲”之类,还有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等,皆非我所著,自然也不能收入《叶永烈文集》。

叶永烈

2010年4月1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