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士卒将帅的奖赏，可以用金钱美女，可以用田地豪宅，也可以用信念、信义、信任。电影《血战台儿庄》中，李宗仁手下的将军让部下夺回阵地，每人发了一把银元，结果大家纷纷把钱撒在了地上，言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为什么不要命了，因为日本鬼子要灭我中华，我们民族只好以死相拼。电影中的那一幕，催人泪下，也令人深省。至于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虽条件极差，待遇极差，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全力效命。其奖赏，只是记功，或者发张奖状之类。但效果却出奇的好。
空头政治自然不好，而无政治，一味地以金钱物质刺激国民，恐也不是万全与长久之计。宋人与西夏人的做法，应当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2006.12.7
种世衡的美人计
古来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商场较量中有很多计谋。中国人的军事宝典中，有三十六计之说。三十六计的具体内容，我想绝大多数的非军事科班出身的人说不清楚，甚或说不出几种，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第三十六计是最为简单又最为精妙的———“走为上计”。
古来各种各样的较量中也都使用美人计，美人计是不是三十六计之一，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美人计之威力，绝对不比三十六计的任何一计为差。你再有本事，再奉行“走为上”之策，但如果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之美女在，并且施展计谋，再英雄的人恐怕也会乱了方寸，脚下扎钉，走不动了。古话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至于非英雄，一般的人或者草莽，定力较差的人，在美人计面前只能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拜倒并败倒在美人的石榴裙下，成为美人计的俘虏。
东汉时期，凉州豪强董卓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自为太师，专断朝政。此人之所以横行天下，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手下有一员武艺超群的大将，他的干儿子吕布。欲除董卓，上策是假吕布之手。司徒王允将美若天仙的美女貂婵先许给吕布，让吕大将军心旌摇荡，口水横流，然后又让董卓将貂婵纳为小妾，并告诉吕布，是董卓将本已许配他的美女强娶走了。由是吕布怀恨董卓，并与王允合谋诛杀了董卓。王允所用的美人计，经过《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与渲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流布很远。
外国人用不用美人计？用。用得比中国人还纯熟，还随心所欲，还得心应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在中国用美人计搞了不少名堂，给中国的抗日力量制造了不少麻烦。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则用美女美男进行色诱，以建立间谍网，以获取情报。他们的超一流的间谍，差不多都是美人计的编剧、导演与演员。
美人计从古到今，在世界各地屡试不爽。再回到中国古代史中去看美人计。宋朝与西夏对峙、斗争时，宋军也用过美人计，党项人也中了美人计。
《涑水记闻》卷九记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
尝夜与慕恩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二心者，便慕恩讨之，无不克。”一百来个字，将种世衡的美人计描绘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种世衡选中党项族比较强悍的一个部落酋长慕恩，让侍姬勾引他，并最终将此美人儿送给了他。慕恩感激，为种世衡效死力。种世衡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党项其他部族如果不听从指挥，宋朝不出兵，而让慕恩去讨伐，慕恩每战必胜。
因为使用美人计，种世衡大获全胜，“生羌归附者百余帐，纳所得元昊文券、袍带，无复二心。
世衡令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败去，遂不敢犯”。元昊治下的党项人归降宋朝了，交出了元昊封他们官员的文券与袍带，成了宋朝的臣民。
党项人中美人计，以双赢结束，以喜剧收场。羌酋得利，归附宋朝的党项人得利，宋朝也得利。
不舒服的，只有西夏的皇帝。
种世衡是军事家，也是做“思想工作”、“转化工作”的专家。用党项人来制衡境内外的党项人，是最为理想的方法。但如何才能使羌酋听从命令，为己所用？送金送银，送马送羊，送茶叶，送衣饰，都是办法，但种世衡的办法，对于党项酋长，更为管用。酋长喜欢种将军的女人并勾引猥亵了她，种将军不仅没有生气，没有反目为仇，没有大开杀戒，反而将那“尤物”
送予了自己，羌酋欠下了种世衡的道德债与人情债。如此的厚恩，羌酋需要加倍予以偿还，而且感觉怎么偿还也不过分。
美人计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人们的观念上，潜意识里，认为老婆、女人还是别人的好。比如那位党项酋长，老婆、小老婆、女人不会少，而且只要他愿意，只要他养得起，侍候得动，他可以有更多女人，但他偏认为他视野里他治下的女人，没一个能比得过种世衡的侍姬。也许是汉族女人的另类气息气质吸引了他，他非上钩不可。
种世衡很牛啊。古人评价种世衡“心肠铁石”，看来他也是有柔肠的，以柔克刚之肠，花花肠子之肠。当然，美人计的使用，并不意味着种世衡比别的武将智慧得多，他不过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并且加以利用了而已。当然，他也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应该放弃的，也放弃了。他的侍姬，成了党项酋长的女人，他忍痛割爱了。为了国家的安宁，也为了他个人的前程，他舍弃了自己的所爱。实际上，这个家伙可能从来就没把女人当人，而当东西送人了。高尚与卑劣，有时是不好区分的，或者它们本来就是统一体、混合物。
2007.1.26
科举不第者“皆欲助贼为患”
李元昊叛宋，建立西夏国，与宋朝刀兵相见，分庭抗礼。西夏在建国以及迄后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中，用了不少汉人。汉人为党项人做了许多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宋朝汉人的帮助，西夏不一定能创立，创立了也不一定能维持近一百九十年。
史载，富弼在《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中说：“国家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富弼说，朝廷的三种考试选人方法，均以文辞为标准。天下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胸有韬略之人，因不通四书五经，不会做文章，所以参加不了这样的考试，所以也就选拔不上来。富弼说，比如河北、河东、陕西，这三路的人选拔上来少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不懂考试的套路，所以“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这里的人，虽然不能为文辞，但若论及“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其他路不及。富弼颇为沉痛地分析说，现在李元昊不断寇边，西陲用武，宋朝军队被打败，将领被斩杀，兵寡粮匮，调发无所，力所难支。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那些科场失意者，不能为朝廷擢拔者，“踊跃快意”，兴奋得不得了，都想帮西夏人为宋朝制造麻烦。严重的，还有带头举事，屯聚盗贼、兵马，掠劫州县，自图富贵。
富弼上奏的中心意思，是说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武才不会做文章，但国家不可少。这些人一旦久试不第，必然怨恨国家，遇敌对势力进攻时，会成为帮凶。所以应重视这方面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中国有句古语，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有意思的是，造反的秀才却不少，特别是那些志向很高，野心很大，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却腹中墨水不多，或摸不清科举路子的“秀才”，怨恨情绪更强，叛逆性更强，危害性也更大。
李元昊手下的汉族大臣张元、吴昊，就是“累举进士不第”者。
《闻见近录》载，张元，许州人，客居于长葛，以任侠自命，有抱负。张元常夜游山林，吹铁笛而行，几里外都能听见，很威风，“群盗皆避”。张元好多次举进士不中，又被县宰鞭打，所以跑到李元昊那里去了。逃跑前，张元到项羽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酒，对着塑像痛饮，并为泥像敬了酒，并唱道“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意思是宋朝天子昏庸，所以才有人造反，所以他才要弃暗投明。他“悲歌累日，大恸而遁”。他内心很矛盾，很痛苦，他在向宋朝向祖国诀别，真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张元在西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评价说“昊虽强黠，亦元导之也”。元昊虽强悍狡诈，但他的胜利他的成果也是张元引导的结果。
《容斋三笔》记载：“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张元、吴昊、姚嗣宗都是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胸有大略，可以合纵连横，是谋士坯子。这几个人关系很好，他们曾游历过塞上党项人所居之地，观察了解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想做边臣边将。他们在崆峒山寺壁题诗，表露自己的志向。
韩琦与范仲淹知道了这几个人，对他们的才华、志向表示惊服。这几个人想去见韩、范二帅，又“耻自屈，不肯往”，拉不下面子。后来韩、范召见了张、吴、姚三人，但在踌躇未用间，张、吴逃到了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他只推荐姚嗣宗进入了幕府。
张元、吴昊到西夏，夏人倚为谋主，以抗宋朝。西夏寇边十多年后，致使宋“西方至为疲弊”，都是张、吴二人策划的。
张元、吴昊叛逃西夏，给朝廷上了一课，如何选用人才，成了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张元、吴昊助西夏痛击宋朝，也使边将受到教育，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开始善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落第知识分子造反的事不少，宋朝有个“半瓶子”文人、押司宋江，率梁山一百单八将，整出了不小动静。宋朝以后也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此公以基督教作理论基础，号召“杀尽不平方太平”，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严重伤害，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人如果当了皇帝，天下比清朝还不“太平”。反统治者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封建统治者也不能一概视之为反动统治者，否则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反动”中运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对一切统治者作仇视观，其心智与理念都是不成熟的。
如何制定科学的考试、选拔、使用人才的制度，如何把真正有才的人选上来，如何全面地衡量与荐拔人才，历朝历代都是严肃的课题，沉重的话题。今朝亦然！今人当吸取古人的成功经验与惨痛的教训，把事情做得更符合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一些。今人断不可再去造就张元、吴昊、洪秀全之流。
2007.1.15
精妙：“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
在宋夏战争中，宋朝一方，有一员大将叫狄青。
狄青是汾州（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在对西夏战争中屡立战功，为范仲淹等所擢用，由士兵累升为大将。
狄青之所以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勇敢、智慧、善战、服从等等。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想贪大功，不做一口吃个大胖子的痴梦。
《元刊梦溪笔谈》记载，狄青在戍守泾原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次与西夏军队作战，大胜。他的部队乘胜追击，追出去好几里地。此时夏兵忽然停顿拥挤起来，宋朝军士判断他们前面必定遇到了险路，准备奋击，全歼残敌。但此时狄青却命令鸣金收兵，西夏残兵得以逃脱。
宋兵前去勘验现场，敌兵逃跑之路果然一面是深渊。狄青手下将佐都后悔没有追击，只有狄青不后悔。他说，逃窜之敌忽然停下来跟我们打，怎么知道这不是计谋，这里没有设埋伏？我军已大胜，残敌是否歼灭并不十分重要。万一上了他们的圈套，存亡不可知，有可能会反胜为败，前功尽弃。他说，“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宁愿对没有追击感到后悔，也不能对因不停止追击而遭致惨败后悔。同时代的人对狄青的评价是：狄青用兵，从总体上大局上把握胜势，不求奇功，所以从来没有大败过，他累计下来功劳最多，最终成为了名将。面对更大的胜利更大的利益的诱惑，能把持得住，有所戒备，有所不为，这是狄青的过人之处。时势造英雄，元昊的反叛，西夏的立国，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青史留名的将帅。狄青乃其中之一。
时势又不能单独造就英雄。时事是外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者，军士将帅的个人素质也。
一般的人，追穷寇者多，胜利冲昏头脑者多，想在短期内通过几件事就爬上高位者多，逞匹夫之勇者多，能办成事也能办砸事者多。
而如狄青者，则知己知彼，不神化自己，以为天下无敌；也不藐视敌军，以为是酒囊饭袋，是稻草人。他打有把握之仗，确保军事行动每个细节的合理，做到大处着眼，见好就收，首先保存自己，然后消灭敌人。虽然古诗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是没办法的事，但狄青尽可能使他的部下少死一些。
古之圣贤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是说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狄青虽是行伍出身，文化程度肯定不高，但狄青在此方面的天赋是极高的，他的人生哲学是科学的。他在对待胜败、功罪、升降、留转等问题上，是极为大度大气的。
历史上有很多人，论武艺论军事韬略指挥才能，均不比狄青差，可他们差的是人生境界，因为境界不高，或可取胜于一时，升迁于一时，骄狂于一时，但可能在过了大江大海之后，在一条小河沟里翻船，从而葬送了一切。
从军事说到经济、文化，从狄青说到别人，从古代说到现代，虽然其他领域与军事有别，但取胜之道有许多相同的方面。虽然今人所面对的敌人、困难与狄青时不同，但在做人的境界上也应有共同的要求。成大器成大事者，必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开阔自己的胸怀，树立正确的胜负观、政绩观，从而使自己的事业迈上新的更高的台阶。
人当然要求大胜，但大胜必须有把握，如果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异想天开，寻求奇功，则可能会大败，一败涂地，败得爬不起来。
我们常羡慕西方人的冒险精神，但那种精神其实也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不是只凭勇气、胆量、撞大运的。
我们赞美狄青，并不是赞美怯懦、守成与平庸。许多的伟大，蕴含在平常、平凡、平庸之中。
2007.1.16
中国人多的问题
宋朝时，有皇帝就认为中国人口多。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为自己住在中心地位，周边是蛮荒之地、蛮夷之地。我们的祖先很牛，有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与自豪感。
一个国家，人口多好，还是少好？这要看从什么样的背景与角度去看。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他们奖励生育，并不断接受外国移民。时至今日，俄罗斯、中亚诸国仍有英雄母亲一说。20世纪末我去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那里仍鼓励生育。吉尔吉斯一个东干人（中国回族的后裔）议员竞选宣传中，有十一个孩子是他的优越条件之一。人口多，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有利于国家的开发，有利于市场的形成。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人力大于科技的情况下，人口的多少决定国家的强弱兴衰。
我们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贯以人口多为好。我们笃信，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可后来人口敲响了警钟，中国人太多，负担太重，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世界上的事，真该用两分法去看，人口问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