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公元1928年3月。
［创办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新月》创刊于1928年3月，当时正值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坛上出现了一股“革命文学”热。
该刊成员原是新月派。所谓“新月派”并不是因为《新月》刊出之后而得名的，而是出于成立于1923年的“新月社”社团。
新月社主要社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认为：“艺术虽不是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为艺术的”，“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要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新月》期刊的前身是1926年在《晨报副刊》开辟的《诗刊》，由徐志摩主编。《新月》期刊在创刊时，徐志摩曾申明：“我们在《新月月刊》的预告中曾经提到前五年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十一期《诗刊》。那刊物，我们得认是现在这份的前身。在那时候也不知哪来的一阵风忽然吹旺了少数朋友研求诗艺的热，虽则为时也不过三两个月，但那一点子精神，真而纯粹，实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纪念的。现在我们这少数朋友，隔了这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想再来一次集合的研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点。”这个共同点的诗友即是胡适、闻一多、梁实秋、陈源（西滢）等，他们均是该社的重要诗人。《新月》提倡“健康”、“尊严”、“普遍的人性”，倡导“艺术至上”。新月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文学团体。1933年6月，随《新月》终刊而结束活动。
［作者徐志摩小传］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31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京，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
［创刊词原文］
《新月》的态度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认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
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
一感伤派
二颓废派
三唯美派
四功利派
五训世派
六攻击派
七偏激派
八纤巧派
九淫秽派
十热狂派
十一稗贩派
十二标语派
十三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
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连着别的东西思想自由这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也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我们敢说，或许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蔓。那本不关事，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高。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
“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愿意套上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壅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践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哪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聋了的，我们的头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审慎，我们更不能不磨厉我们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我们的感觉，那辨别真伪和虚实的本能，放胆到这嘈杂的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族的活力还不曾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见，几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着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茏。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与想像？
但记忆与想像！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已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傍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些绿腻，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蚋——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重围。但它是活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地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
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往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像，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
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罢，我们想像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
［焦点评析］
徐志摩写下的创刊词，等于写下了他思想。他的思想，也即是《新月》的主张、《新月》的宗旨。
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对文坛的“标语派”、“主义派”、“训世派”、“稗贩派”等许多“行业”一律加以反对，主张文学应以不妨碍健康和不折辱尊严为两大原则，以“人性”与“阶级性”相对置，以“天才”与“大多数”相对置。认为“革命文学是没有意义的一句空话”。其言论受到鲁迅、彭康、冯乃超等人的批评。
然而，徐志摩不是思想家，他不过是一个易于冲动的小资诗人，在革命文学思潮潮起潮落面前，他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他写创刊词正如他想做诗便做一手好诗，并为新诗创立新格；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这便是此刻我们面对的徐志摩。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那短暂得如同一缕飘向天空的轻烟般的一生，甚至没来得及领略中年的成熟便消失了。但即便如此，他却被长久地谈论着而为人们所不忘。从这点看，他的率性天真的短暂比那些卑琐而善变的长久要崇高得多。毫无疑问。诗人这篇创刊词，实际上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徐志摩对“新月”
独有情钟，在没有创办《新月》之前，他曾有单咏新月的诗，这是一首第一流的朦胧诗：
默默地步入中庭，
新月抓破了黄昏；
这不是燕子飞来的时候，
旧巢无主孕满了春愁。
而到创办《新月》之际，他在创刊词《新月的态度》上就基本上明朗化了，但依然有着诗的韵味——
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罢，我们想像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