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种意义上的“人类学中国传统”。我接着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话题往下说。在那次的话题中，有学者说到人类学的传统是从特殊性里寻找一般性的理论和哲学，从地方性里寻找世界性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并不存在地方性传统的问题。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中国传统问题似乎就是个假问题。但是我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名言：视野是有颜色的。事物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人们的视野则是有颜色的。西方人类学者是在西方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展开自己的研究的，他的视野带有西方文化的颜色。本土学者从自己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展开研究，也就带有本土的颜色。这样我们就区别开了两个问题：第一，就学术目标的追求而言，不应该有本土传统；第二，就学术研究的实践而言，却存在着本土传统。这样看来，“人类学的中国传统”这个概念似乎又是成立的。那次会议以后，我又接着想了一下，认为如果说存在着人类学的中国传统，那么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对象”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西方人类学者早期比较注重于研究异文化，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文化；而在我们这里则注重研究本文化，研究有国家的社会中的文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之所以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是因为研究的是本文化，研究的是具有高度文明、高度复杂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张光直等一批学者还认为中国文化是更具一般性的文化。研究这种更具有一般性的文化当然可以形成某种传统。
2、“研究趋向”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由于各种原因，某一国度的人类学者研究趋向总有差异。如英国人类学者比较注重于社会结构、功能的研究，将人类学称为社会人类学；美国学者则更重视文化的研究，称为文化人类学。还有德国传统，法国传统等等。研究趋向与研究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类学者有着共同的大文化背景，面对着历史与时代的共同课题，有着某种共同的研究趋向，可以形成某种中国传统。当然，由于一些学者以往过度地关注与欣赏西方传统，而对于这种中国趋向并不是很自觉，故而这种趋向并非如英、美、法等以国别为区别的人类学研究趋向已经成熟，而是正在形成与追求之中。
3、“本土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非常悠久，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也蕴藏着深厚的人类学思想。正如存在着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一样，也存在着中国人类学思想史。可以从中国悠久的人类学思想史中来建构与西方不同的人类学中国体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致中和”的思想，有“一分为三”的思想，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哲学的思想，也是社会学的思想，也是人类学的思想。当然，并不是将这些现成的概念搬进人类学著作中来就是人类学思想了，但起码可以说，这些重要概念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国人类学思想。王铭铭教授说费孝通“差序格局”可以作为中国人类学的某种传统，而这一思想也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升出来进而与人类学学科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在国学界从五四以来就有很多探索。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是不同的。西方强调对立，这与它的起源处相关，因为地中海周围的人渡海到别的地方去，总想去占领别国的领土，总想去掠夺别人，它要去突破自然界，要去改造自然，影响自然，这就形成了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而中国文化不同，中国在明代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到外边去看一看，与异民族友好一番，而不是拿着刀枪闯进人家里去抢东西，杀人放火。中国人在大山里活着，在乡村里活着，市场交换、娶媳妇、嫁女儿也就一天可以来回。一辈子不出山也过得去。天天与老天打交道，求老天保佑，互相关系要搞好。同时人和人关系也要搞好，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过去在“弱国”时代，人们曾经从东西文化的差异中看到的是中国文化封闭、保守、落后。这种文化观似乎应该改一改，由此而及的历史观、道德观似乎都应该改一改。从更扩大的态度来看，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的思想较之杀戳别的民族、占领别国领土的文化谁个更先进、谁个更落后需要另一个评判标准。我们需要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文化观。这种崭新的世界观与文化观是什么，也许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论述中得到某种启迪。他扫视了数百万年的人类文化史，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如果将工具的发明与火的取用看作第一次开端，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二次开端”。现代交流赋予地球以统一性，以此种统一性衡量，全部先前的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五千年的时间只是人类存在的史前期和未来历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只是一瞬间。问题便在这里提了出来：过去人类是分散的、地区性发展的，现在人类是整体的、变成世界范围的；过去分散的、地区性发展的人类文化曾经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现在整体的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人类亦将“走向另一新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产生的思想雄霸了三千年了，这个以地球统一性衡量的时代应该出现新的思想了。我相信，这种新的思想绝对不可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4、“古代民族志”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中国传统。古代民族志是指古代的中原地区的人描述的异文化著述。如：《华阳国志》，《山海经》，《西南蛮夷列传》等等。
二、人类学中国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中国文化存在着两个传统，一是大传统，一是小传统。我在《社会人类学》一书里将当下流行的对小大传统所作的界定颠倒了一下。我觉得真正的“小传统”是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大传统”则是更具普遍性的民间文化。因此，人类学中国传统也应该有两种传统。一是针对“大传统”进行的田野研究，从中国当代数亿人的实践经验来提升人类学的中国理论；二是针对“小传统”进行的典籍研究，以此来梳理中国人类学思想史，并与真正的“大传统”结合起来，进而提升与概括人类学的中国理论。埃里亚斯《文明的历程》中说到民间文化是从宫廷文化中出来的，这样说也行。但如果再深问一步：你那个产出民间文化的宫廷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则又回到了民间文化。我们说“元典”很重要，那该是精英文化中的精英了。那么这“元典”从哪里来的呢？五经抑或六经，很多都是民间文化直接的记录，甚至没有经过加工。如《诗经》中的“国风”，如今人读起来觉得“雅”得了不得，实际上当时是大白话。谈恋爱的大白话成了《诗经》之首，民间老百姓一年要祭上无数次的“龙”也成了《易经》之首乾卦之象。在这里，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中间可以划等号。可见，从源头来说，两种文化精神一样，形式一样。后来的发展中两者虽分道扬镳，但精神始终相通。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这是从典籍出发的分析，而民间文化也体现了这个基本精神。我跑了五六个村庄，最长的在那里做过20个月的田野工作，就感觉到很多主要的东西都是讲究和谐的。就拿宗族裂变分支搬迁来说，兄弟几个，有力量的老大、老二搬到外面去，没有力量的老三来继承遗产。两个宗族同住一个村庄，有力量的，更强大的宗族不是把弱小的排挤出去，而是自己搬出去一支，维持与另一个宗族的平衡关系。当然也不是处处和谐，也有对立的东西，但主导还是和谐。我想事实开头是一样的，不同的文化观所看到的不一样，你看到的是和谐，他看到的对抗。而后来就用这种看法重新去塑造事实，于是事实真的就变成对抗或和谐了。
三、群体的自觉意识。对于人类学的中国传统、或中国经验、或中国理论的认识，需要有群体的自觉意识。这种群体自觉意识一是超越以华夏中心主义看自我的古典盲目自大，二是超越以西方中心主义看中国的现代妄自菲薄。也就是说，要达到某种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现在是中国学者丧失自我的时代，我们天天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但我们自觉不自觉运用的还是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天天说着高扬民族文化，但在喊着这些口号的过程中时不时感到技不如人的心虚与自卑。也许时间能改变一切，但作为以人类的全部历史与全部空间为研究对象，以对人类前途终极关怀为基本出发点的人类学家需要有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宏远目光。
徐：朱老师讲得很系统，下面我们请澜博士讲讲吧。
澜清（以下简称澜）：今天徐老师的题目很有意义，我就接着几位老师的发言往下延伸两点。一个是关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两者是不分家的，只是中国人类学人力不足，很难两者兼顾。如果讲应用的话，你要对这个事物的原理、运做机制有深刻的了解才能谈地上运用。在运用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对事物的基础原理、运做机制有个了解和研究，实际上是个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矛盾，可能更多的是互相促进和发展。第二就是徐老师谈到中国人类学传统，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中国传统中，徐老师也是做历史学出身，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这些民族不仅是在周边，某些时期也入主了中原。很多时期是少数民族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在这些历史的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是不是历史学的研究也可以借鉴人类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另外还涉及到一个中西交锋，刚才老师也谈到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其中我们也有和很多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以前我们不太注重从人类学的观点去考察这个过程，这实际上不仅是各民族的一个交流，也有汉民族和其它民族的误解和冲突，若我们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
前面朱老师谈到的六经，“六经皆史”。在对这个“史”的考察上，传统的眼光就是从我们汉民族角度去看，现在人类学研究本土文化讲究一个“生化”，化熟为生的过程，我们要跳出来去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把它做为异文化研究，也许可以挖掘更深的东西出来。另外我也看到，又回到刚才的理论和应用问题，中国人类学有很好的一个资源，文化多样性非常复杂，也有可能作出好的成果在国际上有好的贡献。因为很多外国学者在中国做的研究，在国际上不断成为很有价值的东西，这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不能拿金饭碗去讨饭，本身我们就有很丰富的资源，如果都让外国来做了，这的确是中国人类学一个巨大的损失。我就先说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