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云（以下简称孙）：徐老师谈的这个问题很崇高啊，使命感很强。其实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么崇高的使命压在自己的肩上，而且也无法承担。徐老师前面讲的“西方学术界把眼光投向中国是想找到解决目前世界很多问题的答案”，“中国的希望在人类学”，这些话作为我们搞人类学的人在受挫折时为自己鼓劲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能把这个话当真，否则就真是憨傻得可爱了。再说，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完全是人类学来推进学术的问题。现在社会在飞速发展，各学科都在竞相研究现实世界，都在研究现实世界中发挥和创造自己的生命力。我倒觉得我国的人类学应该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徐老师说的那个传统的问题，在这个关注和研究的过程中能对世界人类学的学术有所贡献就很不错了。如果是想挽救或拯救别的什么方面，那么崇高、伟大是不太可能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激励自己，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偷偷对自己说的，但我觉得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者，还真不能有那么盲目崇高的使命感。这是我的想法的第一个方面。我的想法的第二个方面是，除了关注传统以外，人类学必须要融入现代社会。要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要保持高度关注，要有解释力，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座各位如对人类学有兴趣，尤其是对都市社会的大众文化这块可以花点力气。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对我国今后人类学的发展会更有生命力。我总在考虑一个问题，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时几乎是同步的，为什么相比较而言社会学后来发展得那么快，影响那么大？而人类学相比则要慢很多，影响也小很多。现在人类学才有点开始复苏的样子，以前冷得不得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与两个学科的掌门人举的旗帜不一样有关。社会学，是胡乔木请了费孝通先生来举旗，他举的旗帜就是回答现实，解决社会建设的现实问题，回到“小城镇大问题”这个范围上去，也就是说社会学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下子把这个面给铺大了。而我们人类学、民族学这块，刚恢复时，学会的领导人和顶级的学术专家首先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史，是去阐释或论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去阐释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基本规律等，学理性非常强，但其成果只能呆在书斋里和大学的一部分课堂上，与现实社会没什么密切的联系，更与老百姓的生活不相关。由此丧失了走进社会，贴近群众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我总觉得学科要想做大不仅是学理性的问题还要关注现实问题，这点很重要。你要用人类学的观点，人类学的方法独立去解释现实社会，既能给政府提供咨询又能给大众提供答案。刚才徐老师说到易中天、于丹为什么会红，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把自己的体会通过现代传媒这样的方式给大家提供答案，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事实上呢，于丹也好，易中天也好，他们所说的“论语”、“三国”，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论语”和“三国”，这是最主要的。至于他们的讲解学理性不够啊，论证不严啊，那都是次要的，因为他们那本不是学术性的，只是他们心中所体会的。人类学要发展，这块也很重要。一门科学要想发展，一定要做科普工作，一定要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变为大众的思想和行动逻辑。一个学科要发展不能仅仅在象牙塔里做大做强。纯粹地躲在象牙塔里，你要把它做大很难，能延续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徐老师说的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应该把它再扩大、再打开。
徐：我想呢，你这个意见我绝对是赞同。实际上我所谓地这个“宏大”都是在实证基础上感受到的。好比说我在新疆做过三年的调查，三个暑假都泡到那里去了，新疆问题应该说是中国民族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我就感到那里面有很多问题，你怎样很好地解决新疆问题，尤其是9.11以后突然放到反恐的问题里面去了，以前新疆问题只是国内的问题，这一下子变为反恐问题了，东突被定为恐怖组织了，这性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对新疆的渗透，很多美国人收养新疆的孤儿，一般新疆的哈萨克族，维族申请出国都比较容易，为什么？美国就有一个新疆工程，他就希望新疆是第二个西藏，甚至比西藏还难搞。但反过来我们的学者在那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政策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我碰到的一个非常实证的问题。我觉得人类学在这里可以起很重要的解释作用。我感受到人类学在这里有很重要的解释力、行动力。
再有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好似应用问题，所以我很赞成孙教授所讲的“应用”。人类学为什么开始走向这条路呢？他讲的这个背景，就是林耀华举原始社会的旗子搞原始社会史，大大地、远远地脱离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时机。当时改革开放的时机是大门打开，苍蝇、蚊子都进来，面对是社会的各种问题需要去解释它、解决它，要行动。那社会学当然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我们费孝通先生就志在富民，“小城镇大问题”，非常实用，指导了很长一段路，当然这条路后来也有问题了，他就改向文化自觉，不断反思。“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的民族问题不断的反思。然后他又谈到“和而不同”。那我就想，为什么费老能从那条路走到现在，他能够从中国的传统，传统文化中提炼出这些东西呢？大家都觉得有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而我们在2004年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三届会议的时候就提出发展还是不发展，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大会争论地一个焦点，为什么？按人类学的观点，不能再像这样子发疯一样发展了，整个环境都破坏完了，这不用我多说，到现在人类还在尝破坏生存环境的苦果，大自然还会越来越严重的惩罚我们人类。而这个环境的破坏它不仅仅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国家，它必然涉及到全世界。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从实践当中，从实证中，从行动当中感受到这么多问题。感受到中国传统的重要，所以我就想反过来能不能从人类学与中国的传统中提高这样的认识，深入进去，这是我举行这样一个座谈会的初衷。我非常赞成孙教授的观点，我们解决问题时不仅要到西方找答案，更要到中国传统中找。
钟年（以下简称钟）：我说两点体会。一个是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题目，讲人类学和中国传统。由这个题目我想到学科与学科关系的问题。人类学是一个学科，但是我也觉得不应局限在这样一个学科里，那么为什么徐教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和他的学科背景有关系。因为以前徐老师是学历史学的，历史学出生然后进入人类学领域，恰好这样一个话题是钩连起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倒是一个中国人应该谈的。因为总的来说，人类学起初是面对那些所谓无历史或无文字历史的社会，所以它本身没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源，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中国恰恰是一个“无断裂的社会”，在全世界是罕见的或是比较特殊的国度，有丰富的历史文明资源。这样的资源不光是人类学，显然是每个学科都要积极发掘的东西。从这个地方我也想到中国人类学发展本身就跟历史学很有关系。当时最开始做人类学的一批人好多都是学历史出身。当时做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啊做拯救落后的，都是一批北大、人大、北师大的或民大的历史学出身的人在做。所以大家的学科背景可能结合起这样一些东西。由此我就想，刚才孙教授也在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问题。一个学科也需要改革开放，它也需要开门，要把门打开。大家都不能自娱自乐只做自己的事情。像民俗学，民俗学也有民俗学自己的问题，大家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东西。民俗学后来归到社会学里面我觉得也有好处，强迫民俗学家了解一些社会学。那么，人类学大概也是这样。人类学长期以来大家的传统比较喜欢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话题的提出也许可以改进这样的状态，让人类学改革开放，让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进来。但我待会儿还会讲人类学也应该走出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说是有好处的。当然包括对人类学学科的界定，刚才孙老师讲要结合现实，人类学以前的界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喜欢把它界定在艺术的层面上。就是说人类学是一门艺术，而其实不是一门科学。我们在强调它的人文性，当它作为一门艺术的时候就变成了个人的东西了。
孙：现在学界也还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即人类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
钟：我是觉得我们不妨有坚持艺术传统的，也要有坚持科学传统的，不能排斥某种东西。艺术和科学都是很好的，在人类学中我们要集合起来，这是我的第一点想法，实际上是个多学科的东西。其实我们这样的话题本来就是个多学科的话题。
第二点我接着孙老师的讲，他刚才提到一个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我们人类学有点失职的地方。当今如果讲中国文化研究做得最多的，其实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打这个旗号的并不是人类学家，反而是传播学家。别人在做文化研究，我们自己呢好像和它有隔离，他们做的这样一些东西主要是面对现代社会，面对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人类学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一直对自己的学科有刻板印象，我们学科比较关注更早的东西、更古的东西、更原始的东西和更原生态的东西，这样就让我们觉得当代的东西和我们学科有点远，从感情上我们有一些问题，觉得当代的东西我们不值得去关注，我觉得当代有很多文化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地。包括这次十七大对人类学有很多好处，十七大把“文化”一词反复地说了好多遍，包括谈的生态文明。
徐：我们的宣言就是“生态文明”。
钟：对啊，是一样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契机，人类学介入当代社会的一个契机。整个国家，从领导层都注意到这样一个“文化”的问题，十七大里谈了很多“文化”，出现了很多与文化相关的词语，我们应该很快结合起来，要有这样现实的政治的敏感性，抓住机会再做文章。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比如新农村建设就是文化建设，新农村文化，而农村文化就是人类学很拿手的，但我们没有介入这个问题中去。我们离的比较远，我们更多的掌握地是原生态的，山沟里的东西，保持的是比较古老的东西。在这样的问题上别的学科会对我们有要求，包括像文化研究，文化研究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民族志方法，而一开始做文化研究的人根本不懂民族志是干吗的，这不是人类学看家的本事吗？！但人类学并未与别人建立沟通，简单的说武汉大学有新闻传播学院里有一批人在那里做文化，还有其他做文化的沟通并不多，包括人类学、历史学，因为我们学校的冯天瑜先生有一个中心，叫中国传统文化中心，那个中心跟文化研究结合地也不是很紧密，我和孙老师有时候也去那里说，我们和那里也有点渊源关系，其实历史学也应当关注一些现实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类学也要介入这些问题，包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也要谈。文化研究中的很多我们应该去做，我们应该是文化研究的主体，结果弄的谈论文化研究最多的是一批传播学的、中文的这样一批人，几乎看不见人类学家的身影，以前有一点点，最初高丙中在文化研究里面还担任了联合主编，后来慢慢在淡出也就是我们人类学的淡出。
最后我讲的一点跟前面两点有关系，这样说吧，我觉得人类学真的是挺好的一门东西，它对于认识当代社会，包括处理当代国际社会关系，人类学真的是提供了不少好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的历史，最早的历史有那么一点不光彩，跟殖民有关系，走到后来我们看到人类学还有很多光彩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这些问题上人类学一直走在很前列。很多著名人类学家比如博厄斯、米德等都是反对种族歧视的先锋战士。其实人类学天生就同情弱者，关注少数群体，这是人类学一个很大的特点。人类学很讲和谐，为什么讲和谐呢？我们本来就很弱小，不和谐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很讲和谐。人类学就有这些眼光和视野，从这个角度，人类学真是很好，包括当今谈和谐社会啊等等之类都有很大关系。但是这样一些东西不光人类学在谈论，就拿我们的话题来说，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学也在谈，他们从历史上来谈对和谐的看法、想法。再走出来，你会发现社会学也有这些东西，心理学也有，各学科都有。后来我就想，我们可以从人类学入手，但提出的办法呢我们要超越学科，超越具体人类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眼光、视野，甚至是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不一定是人类学的，但在人类学中确实存在。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话题说到最后大概是希望通过人类学的呼吁各学科共同关心一些问题，然后不光是我们学者还是国民，甚至是全世界的人、全球的人能够培育出这种眼光、视野，就是我们多样性共存的，和谐的，互动的视野，这是更为关键的东西。
朱：几位教授谈的很好，人类学使命感也需要，现实感也需要，历史感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中和派”。下面我就“人类学的中国传统”谈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