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建设一个中国话语，你应该怎么建构，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下，既然是人类学就应该有一个中国话语，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要做好，要把基础要做好，至少你要懂得人类学的规范是什么，怎么样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获得你的资料，用人类学的理论范式来进行研究，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在去年的中山大学学报组了一组稿，就是要讲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学，我请了几位朋友，大家从各个角度讲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学应该怎么做，我主要在学科建设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在中国首先要有一个阵地，刚才有人把我分成是南派的人，那么南派的人比较讲究实际，首先要有自己的一个阵地，就是你要把学科的这一套东西要建构起来，我在建立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见解也加进去，我坚守人类学这快阵地，这叫做最后的一个家园，那就是田野调查，实地调查，但是有些人觉得田野调查没什么用处，随便到那边看一下就可以了，回来就妙笔生花就写出一些东西来，这个已经离开了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路子，我把中山大学看成，只要我当系主任一天，那么我们系的学生你要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本科生论文，没有田野调查就不能毕业，我觉得这是个规范。第二个你要作为一个了解人类学，要了解世界的人类学，它每天都要发生什么事，你要有一个信息，所以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我们的人类学发展跟世界的是同步的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读书要读国内的国外的这些著作，这样就是说你不知道外面在讲什么那你就变成独白，就不叫对话。第三个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是应该从中国的特殊性来出发来做研究，所以跟刚才王铭铭教授讲的不谋而合，你从地方的特殊性才能走向世界，我觉得我们在学科建设里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高丙中他做了一个思考，我们过去做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从一个本土的来做，我们都是在中国做中国，他建议我们要到海外去，做一些异文化，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个在马来西亚做的，有一个在越南做的，还有一个在泰国做的，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经济条件也在慢慢发展，也许我们会开始到海外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我想这也是一个可行的路子，我们可以从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来反观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彭兆荣写到了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学的文化的多样性怎么样发挥作用，陈庆德先生他主要是从理论方面讨论，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研究的时候的一种理论预设，实际上我们四个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讨论未来我们的学科发展，我们以后的研究应该怎么做，第二个我觉得，你要跟人家对话，还要人家愿意跟你对话，就算人家愿意跟你对话那你自己也要做出东西，你如果没有做出东西你拿什么跟人家对话，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个还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不能光说不练，所以这几年我所做的学科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过去的田野调查的东西都把它出版，虽然我们没有宏大的理论，但是我们把基本的东西，做的十个村落调查的东西，还有我们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些研究性的著作把它都弄出来，大概有二十几本书，从我们出版的书的主题来看，其实主要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地方来寻找课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变迁里面所面临的很多问题跟人类学相关的东西我们把它做成研究。比如说，我们人类学过去历来关注底层社会，关注边缘群体，比如我们很多做矿工的，做散工的，做农民工的，做扶贫的，做这些我们就有一个对话的资本，至少我就觉得我在农民工的这一块，在乡村都市化的这一块我是觉得我是有足够的实力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学者对话，我做农民工的研究，其实有很多欧洲美国的学者跟在我的后面做，我觉得你有基础你才能跟人家对话。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夸奖，你如何把一个冷门作成热门，怎么把一个弱的机构做成一个强势的机构，他说他们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已经面临着一个分裂，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搞考古人类学的搞社会人类学的都想分出去。我刚才讲这么多，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固本翻元，就是说我们本身有力量才能和别人对话，这是我的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坐的各位你能按照一个学科的规范，不存在什么本土的或者说是西方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建设一个学科就是要按照一个学科来做，按照学科的规范来做，要扬长避短，我们人类学的一个长处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拿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比，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机会，像我们中山大学这几年一直都在发展几个人类学的方向，比如说历史人类学，我们也是有足够的基础跟世界的学者对话，我们充分利用了本土的资料，利用本土的资源来做这个研究，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要认为中国本土的研究不能跟世界对话，这是错误的，我觉得你从怎么利用好本土的这些资源研究来做，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发言权。我的总的观点就是按照学科的规范做事，以本土的特殊性为基础来做研究才能可能有资格跟别人对话。
徐新建：刚才周大鸣教授补充可能他把中国的人类学话语更重要的看成是跟世界的对话，在中国话语的对话当中取得一种对话资格，也就是人类学的中国成果，人类学的中国构建，在这样的一个关照下，他首先强调了学科建设和一种比较扎实的学术研究，这是对我们讨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他也介绍了他们最近的活动。这个补充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这个话题并不是我们独创的，中国话语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都在说，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不同学科的共同话语，他们怎么谈，他们谈到了什么样的关注，在南方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历史人类学，他们做了类似的工作而且做的非常的有成果，我想这也是我们论坛外面的一个语境、一种观点，希望大家也注意。
朱炳祥：刚才徐老师讲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中国话语探索是危险的，暗藏杀机，和我经历的一件事情一样，在云南的一个小饭店差点遭毒手，幸好老板的帮助，所以暗藏杀机，但是怎么办呢，命就交在这里了，你也不能往后退就回家。我在这里想讲一句话：视野是有颜色的。每个研究者的视野都是有颜色的，问题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但是研究者的视野有颜色，我个人也只能用颜色的视野来研究问题，刚才王老师提到西方人类学，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西方人类学，因为西方人类学是从特地研究来提出的一个人类学研究理论，非洲的研究，太平洋的研究中提出来的，我觉得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西方的文化思想背景下研究出来的，因此他的研究带有颜色。第二点就是我们实际上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本土化，中国化这些问题，我觉得考虑问题不存在本土之类的问题，不是本土化的问题、西方化的问题，并不是用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论事实。不是说要超过西方，并不是完全是这样一种意思，而是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而是要从中国经验的本身来提升来构建中国的人类学理论问题，因为西方的理论西方的反思是比较多的了，西方文化他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普世性，是建构在一种什么背景之下呢？经济技术科学的发展，它有力量，它取得了殖民霸权，你怎么办呢？你必须承认它的优势，你必须要向它学习，西方中心主义建立在一种经济优势之上，但是经济军事只是一个方面，它只是此时此地，所以它没有普世性。有一种更为深入的看法，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他从考古人类学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有几种路径，原来是三种路径，后来他归结为两种路径，一种是西方的，这是突破式的，第二种是中国玛雅文化的连续题，这是连续性的，他根据世界文化的研究认为中国玛雅文化更具有普世性，就是说西方文化是一种特殊文化，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是一种普世性的文化，在这个反思之下，目前我们把西方文化当成是一种普世性的文化是有一种反思性的意义的，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我们为了取得主动权来反对西方文化，而在世界的大范围的背景下来考虑，西方文化为什么会没有普世性？他为什么不存在？当然西方也在反思，人类学家都在反思，从另外的地方带回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拔了自己的头发就可以离开地球，你想我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想把自己的胸膛揭开，把我的心拿出来，看看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把胸膛扒开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你看到了极大的痛苦，你慢慢的斥责你的心，本位何有之？所以西方人类学在反思自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可以拿西方的理论来给我们做基奠，可以做我们思考的一个工具，中国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也有顶级的经验，从中国经验出发来构建我们的文论体系，明显的经验有中国的“一分为三”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它和西方的并不一样，西方文化是向前的，而中国文化讲究的和，人和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等，这个在西方文化的后一个阶段的中国文化，再一个是领土文化它是不向前也不向后，我考虑的不是现实的东西，我考虑的是死后的东西，最起码中国文化基本的精神和西方文化基本的精神的差异，从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文本本身，何以构建人类学思想，用精神人类学的思想来构建人类学的理论，总之，我的一个意思就是所谓的我们讨论人类学话语，这个话语假如我们理解为一种外在形式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人类学的思想，人类学的理论。
徐新建：朱教授介绍性地提到他最近关于人类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部分的探讨，刚才实际上他表达的是危险性探讨的一种转述，用有色的眼睛去看无色的世界，这个危险就是说这样看的结果是什么，倒过来看就是有色眼睛的人对无色世界的一种装修，他把无色的世界看成是自己希望的一种景象，所以这是中国话语的一种可能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彭文斌教授。
彭文斌：第一个问题是徐杰舜老师的历史学背景和其他学者的人类学背景，对中国化的理解有没有差异。我赞同周大鸣教授所说的中国化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赞同王铭铭教授说的中国化是一个假话。我觉得中国化是一个空话。所谓空话就是王铭铭教授和周大鸣教授所说的建设的一个过程，也是近几年所关注的如何从区域人类学从一个地方去看世界看中西之间的对话。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第一篇思考了怎样从中西之间看西南的视野的问题。人类学中国化在西南这地方要说的是一种西学中国化的困境。就像很多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追求建构一种话语时，总用一种地方性知识认识民族国家的时候，都会陷入一种抵触和比附的情境，以新学推倒旧学。在实践中中国知识分子既用西学又用传统方志来做西南研究。所以第一要说明的是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第二是在对我的老师郝瑞的采访当中，专门有一部分讨论人类学的中国化问题。我的老师也非常关注人类学的中国问题，尤其是本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人类学中国化》，徐老师主编的，我的老师说里面很多问题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他说究竟什么是人类学的中国化，难道说本国人研究本国问题就是中国化吗？这已经是很中国化了。难道说去哈佛或耶鲁拿个博士学位过来就是中国化？那也已经实现了。本土话问题还是一种究竟西方哪些理论或模式不适应中国的问题，这不是从历史学角度来认识中国化，这是一种国耻的问题。人类学对中国化的认识是基于一种多元化的眼光对研究对象多元化的认识，在中国化问题上会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在思考究竟哪些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时不太符合中国实际的问题时，在下一期的西南民族学报上我和我的长期合作伙伴张原和汤芸，以前也是西南民大毕业的，现在在中央民大接受王铭铭教授的指导，合写了一篇评价西方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国西南的文章，去分析郝瑞教授说的哪些方面存在问题，比如族群的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书写的问题以及文化展示的问题。有些问题已经和郝瑞探讨过了。进入中国以后他们实际上带有他们对自身信念和制度优越性以西方的理论做中国的推演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西方中心的色彩，我认为目前的族群研究应该告一个段落了，因为西方的史学界越来越不把族群看作整体的现象，而只是看作地方多元的一部分。我们多年对族群的讨论实际是一种西方的概念对中国实践模式之间的摩擦。其实我们也需要有一种跨文化视野，就象潘蛟教授在美国做的族群研究，看到了美国的族群也不是一种主观性认同，也是国家政权认同的一种行为。研究印第安人也不仅要考虑种群的问题，也要考虑印第安人事务部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另外一个西方在中国的实践也出现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多点调查的问题，研究族群是必要的，但这种多点调查也和中国的学者做社会调查差不多，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理论比如说路易莎·谢写的《少数民族法制》可以照射到任何一个民族时，在思考这些要体现究竟哪些是学术立场、政治立场，哪些在学术结构上存在问题。从一个地方看世界看中西之间也要从学术史梳理西方的话语和中国的话语在西南的实践过程。在今年的大理会议上我们提出范式反思，对西南的研究如何走出族群单一视野，走向跨境视野如何和中国的区域研究结合在一起。谈论中国化还要思考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这句假话和空话怎样去思考它的思想史，怎样去思考是一种填充的过程，怎么去思考多元很多模式使用时的确是一种互相认知的过程也就是互为他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