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彭文斌教授也有一个推进，其实圆桌论坛有两个纬度，一个是长期的积累，一个是现场即兴发挥。彭文斌教授顺着王铭铭教授说的这种讨论可能是假话，再发挥可能是空话，中国化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化解的化，文化的中国化，另一个是话语的话，这两个化都有可能是空和假，怎样接近真话？他不断以学术个案的经验追寻一种对话，以他个人和他的老师郝瑞的长期讨论合作交流，探索一种对话关系中的反思，也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方式。他也提到了双流，在双流举行这个论坛也蕴涵着人类学论坛长期的结构，它的全称叫人类学两岸高级论坛，过去的几界都是海峡两岸的均衡对话，当时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王明珂教授等都是在很对应的位置上对话，很遗憾几位前辈学者因为有事不能来，今天“双流”的另外一流就剩王明珂教授，很希望他用这一点时间做一些回应，代表海峡另一岸。
王明珂：我今天的身份不只是海峡对岸的教授，也是西南民大的客座教授。我赞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是一种必要，但现在谈这个还远得很﹐在此之前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第一﹐我们对西方的人类学认识多少？我们在认识一个学术知识体系的时候﹐要从长远而宽广的角度来看。以此来说﹐我们常常太注意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人类学著作，事实上人类学真正的经典著作大多不是在中国田野上生产的，我们要扩大视野到中国以外地区的整个人类学研究﹐才能知道其精髓在哪。第二﹐西方人类学大师们不只是从其人类学传统里得到他的知识，他们整个知识背后还有更广大的人文与社会知识在里面，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时期的大师们之著作，一直到近现代在历史学﹑诠释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等各学科的经典﹔杰出的人类学者从中得到许多的思想启发﹐他们的著作也启发着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人类学方面﹐我们真的非常落后于西方，但不是落后于在中国做研究的西方人类学家，而是落后于西方一般的人类学者﹐更远落后于他们中一些能将人类学系于西方整个历史知识传统的那些顶尖学者。这样的知识传承﹐让西方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师们掌握着知识权利。只有了解这些后﹐我们才能谈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问题。从汉代经学到宋明理学到清代小学一直到当代学术，中国的知识体系里面也有很多关于人关于社会的论述，如果有哪位学者可以完全不参考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从中国学术传统中建立起中国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我们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还是先看看别人的知识系统是怎么建立﹑变迁，再看看我们忽略了多少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或其缺失﹐以及两者间的历史与社会情境差异﹐有了这种反思才能够谈到构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
徐新建：因为王明珂教授下半场有一个正面阐述，先做简单回应。开始时，时间有推延，所以现在时间顺延。按照惯例现在时间开放，所有在场的都可以就刚才谈的问题即兴发挥阐释或质疑。
赵旭东：王铭铭教授的解构非常有意思，把话语说成假话。我感觉还是一个老话，我在十五年前就碰到了，1993年在心理学的领域里，谈心理学的本土化。台湾1981编的《社会科学中国化到本土化的历程》，我当时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我后来把我的文章编了一本书《反思本土化建构》，没想到今天还是个问题，我以为我那本书出版后问题就不在了。钱积累的多了底气就大了，文字积累的多了说话的底气也大了。现在还是有一种过于强烈的国族主义，王铭铭教授说的国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是在不断阅读自己欣赏自己自恋的过程中不断膨胀起来，我们要把调子定的低一点，在低调当中来对西方特殊的对我们的支配性的话语有一个冷嘲热讽，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直接要反抗什么。我们面对的敌人是找不到的，只能在细节里进行对话。
徐新建：现在是自由发挥时间。
张建世：我理解为这是一个分层的问题。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的话，这是不同的层次上的，从当地知识到更大的范围到中国传统范围，或从非洲的太平洋的知识提炼出世界性的普世性的理论，这就是是一种分层。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在带研究生时，外国原著应该让大家都看，对宏观的普世性的理论都要了解，这些学理上的指引是很重要的，在做研究时就要脚踏实地。这种分层就是要从普世性的理论找到一些学理找到一些方向一些指引，具体做的时候以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研究层次上进行对话，因为不可能每个人做的都能达到一个很高平。当我们需要一种理论规范时要用普世性理论和自己研究对话时，就要落实到实处。比如大家说的比较多的一本书《礼物》，莫斯开创了全世界礼物的理论礼物背后的精神，落实到中国研究生研究时就是用中国传统的东西进行对话，人情关系、脸面关系进行对话。一方面对普世性理论要理解，具体做的时候要有一个定位。人类的中国话语构建就要看落在什么层面上。
徐新建：把机会留给在座的各位。
孙振玉：王铭铭教授提出的“假话”我能理解，因为人类学的任何描述、写作一般以为乃是主观对客观的解读，未必完全符合客观真实，至于彭文斌教授所说的“空话”，我实在不知“空”在哪里，甚至由“空话”又衍生出了“假话”，是不是还有“瞎话”，实在是不得其解。
徐新建：彭文斌教授有义务对空话做一个解释。
彭文斌：假话难解释，空话好解释。空话就是在中西方的碰撞中，这是一个空的碰撞的空间，在这里面才会产生新的思想，所谓的空就是一种需要填满的意思，不是真的空掉了。
艾娣雅：她认为这些假话空话老话里面有很多侧重点、内涵，就中国话语有几个方面是多面性的，在方向导向方面在本土资源在人类学科规范内整个国际框架内我们去做立足于我们有现实关怀结合我们国情区情的研究探索，多做些本体性的研究多做积累做活做研究。做就是一种学术积累。目前的学术积累非常薄弱，和我们的国力相比，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是非常薄弱的，这方面的学术积累是让我们是非常汗颜的，一种现实也是现状。在怎么做的问题上，很多学者都很婉转说了，我们在跟其他国家的，其他地区的人类学者，在做活方面，在做我们的学术方面，我们的实力也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我们在做同一个研究课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跟他们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去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至于能否走到什么程度，那么还需要我们各个学者，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去扎扎实实的做起，从本身做起，做很有价值的活，在这个基础上也许我们会形成力作，我们有很好的学术积累，就能形成体系，就能走到这一步就是一个能看到的事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秦和平：刚才我听到我们几个教授，张建世老师，另外听到这个外国教授的话。
艾娣雅：我不是外国教授，我是中国人。
秦和平：对不起啊。
徐杰舜：介绍一下啊，她是新疆的艾娣雅教授，她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后。
徐新建：（笑）人类学的基本功没做好。
秦和平：不好意思啊，我是边缘人，我刚才听了人类学的发展史过程，30年代的辉煌时候，40年代、50年逐步走向衰弱，到了70、80年代，我们张教授谈到了关于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我不是搞具体的东西，刚好我对人类学也不是很熟悉，今天来接受教育，但是我提议有几个问题，人类学和中国话语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本土资源没有用，具体的来讲就是50年代、60年代那些调查材料，比如杨堃先生对云南佤族的调查，他具体搞的是西蒙大马省的调查，对我们今天叫做原始宗教的话，那个描述的真精彩，马耀老师对西双版纳和德宏的一系列调查，调查材料据我所知，至少上千册，个人至少有上百种，我曾经一度认为我把西南地区调查的差不多，但是遗憾的讲，我前两个星期，在湖南的一个旧书摊见了一个关于班禅宗庄园的调查，但是那个我给他200块他不卖，刚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共识，我们对西南实地的调查，我们对历史的资料利用不够，不仅是当年我们这些搞人类学、民族学的大量的资料没有用，而且有关部门对当时50年代初的一系列调查，据我所知，云贵川至少有几千种，除了地方政府外，还有各种军区的调查，比如说谈的康区，四川藏族地区，康南和康北地区的社会调查，我完全认为我们人类学专家做的工作并不是很差。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我们本土的资源，把这些被遗忘的给发掘出来，这是第一面。第二个就是现在国家民委把五套丛书重新增订一下，但是我最近在增订张正民老师的50年代康区调查中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80年代出的书里有一些修改。所以我说大家在利用的时候，可能的把80年代的资料和50年代的资料尽量做一个对照。
徐新建：谢谢秦和平教授，从周大鸣教授就开始强调基本的基础的细致的研究，秦教授长期在西南三省地区做基督教和民间宗教的收集整理和展示，所以他在这方面很有体会。
潘年英：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类学的身份是比较复杂的，像我这种人也居身在会议上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这里面我看到的人类学的东西表面上有种繁荣，就是书很多，文章也很多，有的学报也开辟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做人类学的专栏，但是这里面正宗的，像王铭铭这样科班出身的可能不多，这个我觉得身份上就有质疑，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获得了自己的乐趣，我也打着人类学的旗号在里面做一些事情，因为在其他的学术中我没有发言权，历史学我没有学过，政治学靠不上边，数学更是零分，我只好在人类学里面打一个小旗子呐喊，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很早很早，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土著的声音。
徐新建：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一整段的发言，我们就休息10分钟，回到现场，想好问题的人再准备一下问题。
中场休息
徐新建：请场外的各位专家学者入场了，下半场的讨论马上就开始了。刚才我已经交代了一下，我们还有一些学者要做发言。第一位要发言的是昨天晚上非常匆忙的从北京赶到双流的中国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他专门为我们的这个讨论提交了一篇论文，就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并且他是从一个具体的个案来获取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们下面就欢迎叶舒宪教授。
叶舒宪：各位早上好，感谢西南民族大学和会议主办者给我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今天要讲的就是会议主办者给我出的命题作文：人类学的中国话语。
话语概念从福柯那里来，它是一种建构，带有人为的虚假的意思。后来又引申了“空”的意思，我的研究是把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这些材料组合起来。主要借用图像材料，要说明的是三千年前商王朝在建造这件艺术品（熊神雕塑）的时候到底它是一个摆设、装饰、工艺品还是有某种宗教的神话的背景。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新塑造的大鼎，下面是三只熊。这里透露的是黄帝与熊的关系。国学、考据学与人类学的知识加以融合，重新解释一个古人没有解释的问题：黄帝与有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发言想突显一点：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也好，本土化也好，是否只是西方的研究范式移植到中国？反过来说，中国是否只能提供田野作业，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能给人类学带来什么，人类学又能给中国历史的难题带来怎样的阐释空间，这是我提出的理论上的思考。人类学的重大意义不在学科本身。从研究对象上看，没有哪个学科能有这样巨大的视野，它的学科的辐射力及对其他学科的催化创新。除了田野作业外，人类学进入文本，进入非文字叙述的广义的文化文本。例如“四重证据法”的使用。司马迁是官方的史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没有打着人类学旗号的人类学家，关于黄帝的记载来自他在民间采集的口头传说，帝王谱系是一线贯穿的。在黄帝的军队中，最前面的四种动物中熊占了其二，黄帝以后三代都与熊有关系，这是图腾叙事典型的语法支配的表现。从大禹以熊为“国旗”，到清朝的龙旗龙袍，五千年的旗物象征传统一直传承到今天。到辽宁、内蒙古做田野考察，发现很多史前文化现象，包括熊神崇拜，用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我们可以重新进入这个传统。
徐新建：下面有请王明珂先生做“中国文类与中国记忆”的发言。
王明珂：我所关心的是人们﹑人类学家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许多的人类学家仍用“文化结构”的概念来探讨历史的发展与变迁。然而﹐人类学者的文化概念以及他们如何分析文化或文化结构﹐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此﹐人类学者一直有很多的犹豫，他们用很多的方式希望接近﹑认识人类社会文化的内在本质，从功能主义到结构人类学﹑诠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等等。无论是哪一种诠释方式﹐都招来人类学内部及其它学科的质疑与反思――如人类学者所提出的对文化的认识﹐这到底是谁的认知？这个认知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虽然如此﹐人类学在整个西方知识体系里的优点是﹐它一方面从研究“边缘”带来一些新的认知方法与知识，再一方面它不断受到柏拉图以来西方整个认识论的挑战，使得它不断的调整其认知。
在羌族研究里面，我采用了一种方法。一方面像人类学家一样﹐我观察﹑搜集所谓的民族志知识，人们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区分，把它们记录下来。另一方面﹐我记录他们回答一些问题的口述文本﹐大多是他们对“过去”的记忆。然后﹐基于文本和情景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我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来思考我所观察到的情景（民族志资料）是否正确，同时也根据我对情景的了解来解读人们的口述文本。借着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具体分析的对象与方法。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是很复杂且抽象的。我认为﹐文化蕴含着某些结构性的人之行为与社会表征﹐简单地说﹐人类社会在它的内外资源竞争﹑分配与相关的人群区分和权力关系达到一种稳定状态的时候，会设法延续它自己――社会中结构性的文化﹑制度与道德规范都扮演此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