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好！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刘仪伟式的主持人，他开场白讲得很好，有些话已经替我讲了，所以我十分钟足够用了。这个话题从何而来？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有两个案例使我有很大的质疑。一个案例就是弗里德曼写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他竟然是用了我们林耀华先生的大量的材料，可是林耀华先生在国际上的地位没有他的高啊！弗里德曼成为研究中国汉族社会的国际权威人士，我觉得很奇怪！第二个案例就是杜赞奇。杜赞奇他用了满铁的材料写了一本《文化、权力与国家》。他又没有到中国来做田野，他们两个都没有到中国来做田野，可是他们用中国的材料写出中国的东西来，这很厉害！所以他杜赞奇得了列文森奖、得了费正清奖，那现在我们这个兰林友博士跟他进行了对话，他到美国去做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到处找杜赞奇还没找到他。这两个事情说明什么？我们中国的材料，中国的东西，包括还有施坚雅研究中国的市场，当然他还到四川做了田野，还有武雅士做中国的民间宗教，他们都拿中国的事来说话，都成为研究中国的国际性的大师，我觉得奇了怪了，我们中国人怎么不能说话呢？为什么西方的人类学家可以拿中国的材料从中概括提炼、升华出理论呢？难道我们中国学者都不行了吗？难道我们中国学者写的东西人家都不能认同吗？当然，回顾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类学发展是一个大的马鞍形。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一个高峰，出了一大批人类学的大师，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但是，四十年代以后，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我们进入低谷，当然在这低谷当中，我们台湾的朋友们继续向前进。八九十年代开始再走向第二个高峰。在这个高峰当中我们大家重新回到了三四十年代一样的追求人类学的本土化，所以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就是《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那本土化是什么？本土化就是拿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然后拿中国的社会又去运用他们的一些理论。后来我为此还专门在1989年在广西召开过一次人类学的本土化的国际研讨会。那个会议还是蛮盛大的，王斯福先生也来了，美国也有学者来，西班牙的迪士科也来了，不是跳舞的迪士科，是学者迪士科。我们在座的还有王铭铭先生都在场。当时在讨论中有一个学者就说，“再提人类学本土化，过时了！”他没有文章他发言。而且这个时候呢，包括王斯福先生，英国的，他们也说，你们中国的学者要关注国际动态。那次会是我主持召开的，但是引起了我的思考，那我们现在应该关注什么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998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十年了，我想到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在中央民大人类学做博士生导师在给博士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更体会到。我发现，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从本土化向中国话语，在这个当中做得最好的榜样的是费孝通先生。我对他是非常尊敬的。他是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用功能学派创建了社区的理论，成为了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一个中国的学者。但是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他提出了“文化自觉”，提出了“和而不同”这些，从中国的材料，中国的社会提炼出的东西，竟然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老实说，这个和谐社会我看可能跟我们费老先生提出的这个“和而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说明在这样一个现代的背景下，八、九十年代以后，二十一世纪，中国、世界变了，社会大进步，中国也在大转型。全世界的学者，包括人类学者在内，都把眼光目光投向了中国。因为他们觉得西方的东西已经不行了！他们把眼光转向别的地方了！转向他们自己的原点，希腊罗马文化，他们自己太熟了。人家都在批西方中心论，我们还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吃屁吗？他们都转到我们中国来搞东西，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做呢？费老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国学热开始出现了。我觉得国学热太好了，孔子就是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讲怎么做事、怎么做人，你要当官怎么去当官。就是《论语》啊！现在于丹拿来就讲，讲就讲了几个故事，于丹心得讲得很好，她的书比我们这些人类学的好卖得多，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文化，西方他们从文化那里面提炼出了很多的概念，我们都学了很多了。文化是进化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是功能的、文化是结构的一直到文化是符号的象征的解释的。那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东西里面难道不能提炼出一些适合于现代，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理论吗？我觉得是可以的。文化是自觉的，文化是可分的，是不是这样？中国的文化是一分为三，不是一分为二！文化是中庸的，当然这是我的阐释。今天的时间我不想延长，所以我就讲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应该是有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从人类学的本土化拐向中国话语，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年年初在“光明日报”举行的一个座谈会、才有了我对朱炳祥先生的访谈，以及对兰林友先生的访谈，当然我对曹锦清先生的访谈也是跟这个有相关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作为一个论坛的主题的一个来历，这是我的想法，谢谢大家。
徐新建：谢谢徐教授充满激情地阐释了这个论坛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和背景。他的题目是《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大家也听到他很鲜明的观点。更正一下，因为他等一下要发纪要。但是呢，他的观点可能大家不一定会认同，比如说是不是要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吃屁？我想西方是不是全是屁，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于丹的《<论语>心得》是不是就是国学的代表？我想学术界自有看法。好，下面我们有请王铭铭教授！我们有一个虚拟的题目，我报一下，他可能纠正一下，叫《从地方说世界》。
王铭铭：前面都讲得很精彩，我没怎么准备，本来是有准备的，准备一篇比较长的论文。结果彭文斌同志传递给杨正文同志，我就不要去讲它了。讲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我对前面两个概念还是觉得比较明确。人类学，反正大家在座都肯定知道，大家也不会否定说存在一个中国吧？但是把我们要说的话叫做话语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徐新建先生说的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因为它表明我们说的话都是假话，也就是中国话也是假话。因为话语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话背后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你说的话都是假的。背后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你们的支配，或者你们对我的支配。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在我看来的确如徐新建先生说的，是极其危险的。但是也非常精彩，就是说敢于承认我们要说一些假话。当然啦，我还是试着说一点真话。我最近想的事情比较杂，不像徐杰舜老师那么清楚，比较杂乱无章。今天早上肯定是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是这样，所谓话语也好，所谓传统也好，所谓风格也好，它也是西方人类学的一种追求。不只是我们刚才徐杰舜教授，我不大同意他刚才说的好像是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化的进程。在一般的人类学里面，对这个问题向来比较关注。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人类学的理论经过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在国内还没有介绍。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两部美国的书，这两部书是后现代的那种总结性的报告。一本叫做《写文化》，这本书到去年才在中国出版。另外一本书叫《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那么这两本书提出的一个观点，我想在座的同学和老师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提出的观点是针对整个西方的人类学而言的。整个西方人类学陷入了哪一个困境？正如《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所总结的，它认为是一个表征的或表述的困境。人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关键就在这里。人类学所表达的当地性的事实，是不是真相？如果不是的话，因为他们这些研究者一定会发现，人类学的表述也好、表征也好，都是属于话语嘛，就是徐杰舜教授给我们定的题目，都是假话嘛。那么怎么办呢？这两本书要替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学西方的人类学都应该说真话。这个真话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我们作为作家，像潘年英一样，我们都是在说主观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文本里面要有主观性的承认，那么主观性的承认背后又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呢？是西方对非西方的支配。那么人类学处在这样一个支配关系当中，他要说真话呢，就一定要对这个支配性的关系进行反思。所以这一派的人类学又称之为反思的人类学。但是这个理论提出不久之后呢，一直支配着我们中国改革以后的人类学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实际上在我最早介绍西方人类学的书里面，已经提到了1990年在爱丁堡大学出版过一本书，到今天为止，仍然遭到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人类学家，甚至法国的人类学家的诬蔑。这本书是针对八十年代中期的后现代的这两本书提出来的。爱丁堡大学1990年出版的这个书是一个叫圣·恩祖的大学，圣·恩祖是苏格兰的高尔夫球的发源地，那儿有一个小的人类学系，那个系的规模只有五个教授。Richael是东方非洲学院的博士，他是在这里面当教授。这本书在说什么呢？就说在后现代的美国这些学者呢，对西方人类学提出的总体批判是不合理的，因为西方人类学向来是从不同地区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西方人类学。这本书我今天还是希望隆重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邀请了非洲研究、太平洋研究、印度研究等出现过人类学重大理论的这些地区的研究专家，各写一章。当然东亚选的是日本，我们中国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中国一直在一般人类学里边是没有地位。这本书也同样，我说到了，这三本书没有一本书涉及中国。这本书也一样，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区域。但是他关注到像印度出现的种性的等级主义的理论，关注到非洲的一盘散沙的理论，关注到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等等问题，等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史以来的人类学。那么这本书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类学的反思只有在本地区内进行。你原来是研究非洲的，那么你在本地区内去梳理你的理论脉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反思才是扎实的。你不能随便提出一个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反思就能代表一切。不是这样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太平洋模式的，那么对他的反思可能在那里面是有意义的，但是你拿到印度，印度的人类学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第一点就是通过这个来说明人类学如果存在一个中国话语的问题呢，首先应该关注我在1990年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展开了这么长久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我们出现过什么样的关键概念和关键研究？这些关键概念和关键研究堆积成了一个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不单是由中国人自己独自拥有。我们从19世纪末到今天，在中国展开了人类学研究的，还有大量的外国学者。刚才徐杰舜教授引用这个兰林友教授提到的Freedman，它虽然在中国没有进行过田野，但是呢，他在新加坡在香港，是有长久的对华人的研究的，那么他根据对华人的研究，提出的宗族的叫做cooperatevillage这样一个概念，导致了后面的整个英美的人类学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也是归属于在中国出现的人类学传统的一个部分。那么另外在我们藏彝走廊地区展开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很多外国学者，我们今天的很多论述我觉得远远没有别人做的好，人家的对细节的关注，对一草一木的关注，比如像华西的杂志里面不仅有人类学的民族志，还有许多植物学的，就有点像潘年英说的，他要把黔东南的一草一木他都要知道，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个，当然国内现在有很多学者在中国研究提出一些概念，其中最杰出的可能是费孝通先生，比如说“差序格局”的概念，当然这些东西都不相互排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一点总结出来就是在地区的人类学有一种传统，这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也广泛存在。希望在特殊性当中寻找一般性，这个做法是人类学自身的传统，这样就为我可能展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地区的特殊性或者中国有一般意义上的，比如说帝制时代中国的一般性展开一些思考，这个是为我们提供理由，提供理由的并不是人类学要本土化，而是人类学要西方化，替本土化提供理由的是西方化。
第二点就是说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是要对传统人类学进行继承和反思，这是双方面的，对传统人类学的继承和反思我写了人类学方法思考的一个思考，如果说人类学要探索一条中国之路这是关键，人类学如果说每个地区都有它的传统的话，那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在主流的人类学里面一直有一种探索就是我前面说的，想从特殊的地方性里面寻找一般的理论和哲学，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人类学做了精彩的工作，但是一件工作我觉得做的不够，这项工作就是把任何一个地方的当地知识，所谓localknowledge当成是世界性的思想，我这篇文章的关键是在批评吉尔兹写的LocalKnowledge，他好象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最终的结果是把这些localknowledge写成是一些types，而不是一般性的思想。这次给大会提交的论文是《从当地的知识到世界的思想》。我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这个工作还是在西学内部做的，是试图为带引号的国学，国学在我看来可能是贬义的，所以把它带上引号，但是我如果能接受，那么它的哪一个部分是合理的呢？就是说至少在中国这么大一块地方。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把它看成皆有世界思想这样一种事物来研究，不要简单的说它就是当地事物，因为在一般人类学的传统看来，当地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如果说人类学有什么中国话语中国假话的话，这个假话如果有真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真话，这就是我的观点，主要是和徐老师对着干，这样我们可以互相吵吵架，热闹一点。
徐新建：王铭铭老师的反思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有针对性。下面有请周大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