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同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普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檄普，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散，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干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我师意为如何？”
在这一段话里，曹雪芹确切地表达了他深湛的现实主义的见解，同时，也给了那些反现实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文学作品以有力的总结性的批评。
《红楼梦》丰富的人民性、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作者从这一根本前提出发为追求完美的艺术形式所作的努力，决定了《红楼梦》独特的文学风格：深沉的痛苦、愤怒的诅咒、健康的欢笑、绚丽的幻想、青春的气息、生命的跃动，这成功除了社会的与作家个人的因素之外，又必然地与民族形式的传统密切地联系着。
正如前面所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中也反映着为了追求文学的美学理想的斗争，当然艺术形式的问题也包括在内。所有《红楼梦》以前的伟大的古典作家，都是竭力地为自己进步的思想内容寻找完美的形式。追求语言的新颖、鲜明、深刻、准确、优美、健康、有力，追求结构形式的和谐、统一、完整，是他们共同的道路。曹雪芹刨作《红楼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着，并使它达到了新的高峰。
《红楼梦》在民族语言运用上的成功是辉煌的。它继承了古典诗歌、散文、小说的语言美，特别发展了后期的小说、戏剧中的口语化的语言，扬弃了其中原始形态的粗糙，巩固了已获得的成绩，并把北京话提高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充满着音乐的声响。
作为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如大家所知，章回小说是为了内容的需要由“平话”发展而来。在初期仍然杂有一些“平话”的原始形态。到了《红楼梦》，作者在前代小说的基础上为复杂的内容创造了最完美的形式。《红楼梦》错综复杂的网状式的结构是高度的统一完整而单纯的，这就大大地提高了章回体的艺术形式，使它达到了真正成熟的阶段。
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才使《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光辉地位。
俞平伯不是从这些方面去探讨《红楼梦》的传统性，而是单纯地以考证其中某些情节、文字和古典作品的相似或受其影响来论断其传统性，这证明他并不了解什么是文学传统性的内容。
在这里，俞平伯可能提出反驳的意见，认为他的论断是以脂砚斋的评注为依据的。当然。我们也认为脂砚斋的评注是研究《红楼梦》十分可贵的材料。然而脂砚斋是从文学类比的角度去评论《红楼梦》，它根本不能当作曹雪芹的文学观，何况“脂评”还有些不科学的成分在内呢。退一步讲，即使脂砚斋所提供的材料都是非常好的，但以俞平伯的这种观点去运用它，也很难在传统性问题上有科学的阐发。
四
以上就是我们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对《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结晶；而《红楼梦简论》一文则又是这“结晶”的进一步的提炼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对《红楼梦》的见解。在这些著作里对于旧红学家和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仍旧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红楼梦简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旧红学家们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把考证方法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了。考证方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辨别时代的先后及真伪，提供作品的素材线索。俞平伯却越出了这个范围，用它代替了文艺批评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一九五四年五四前夕于北京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月刊1954年第9期）
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
一
俞平伯先生所写的《红楼梦研究》，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非常缺少的现在，是颇受广大读者注意的一本书。这部书对研究《红楼梦》的贡献，主要是一些“辨伪”与“存真”的工作。作者用较多的篇幅全面地讨论了后四十回的问题，以确切不疑的论据，揭穿了高鹗、程伟元续书的骗局，指出后四十回确系伪作，但也肯定了高鹗的续作能在情节上保持《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因而帮助了《红楼梦》流传的功绩。并由此而涉及到中国封建文人续书的弊病，从作者的思想与作品的内容统一的观点上论证了续书的不妥善处。同时，作者对《红楼梦》前八十回残缺的情形和八十回后的发展线索，也作了一些考证，对几个不同的版本作了比较，如高本与戚本的比较等，从比较中发现各本的所长所短，以及在文字上的优缺点。
总之，这些属于考证范围的成绩，都是俞平伯三十年来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自然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
如果对《红楼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局部问题的考证上而不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评价，应该说，这还不能算做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曹雪芹不但在创作上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在理论上阐明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独到见解，这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红楼梦》一开始，曹雪芹就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谈话说道：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干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于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词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这一段对话明显地表示了曹雪芹精湛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曹雪芹在这里所反对的是那些缺乏现实生活基础的主观编造的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曹雪芹对这些虚伪的作品作出了严格的批评，同时也就替《红楼梦》作出了一个有力的辨自，公开表明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老一套的“才子佳人等书”是迥然不同的，但是，所谓“取其事体情理”。所谓“至若离合悲欢，……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都应被理解为作者是按照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去描写，按照事件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描写，而不是主观的歪曲，即如鲁迅所评价的那样：“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才符合“追踪蹑迹”意思的本质。曹雪芹正是根据这样的创作原则，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得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有着最琢厚的生活感，最活跃的生命力。
作品的实际成就和作者的见解，就是《红楼梦》作为现实主义杰作的最充分的论据，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中心内容。
《红楼梦研究》虽然偏重考证，然而它却涉及到而且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对待《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正是在曹雪芹所阚发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上，俞平伯走向了歧路。俞平伯以其考证学观点，只取其中局部的字句，如“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等，从而把《红楼梦》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记录”，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动地毫无选择地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这样引申下去，《红楼梦》就成为曹雪芹的自传，因而处处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二而一的互相引证，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同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俞平伯关于贾氏衰败问题的考证，却直接把文学虚伪的贾家和曹雪芹家世盛衰变迁的真实历史等同地联系起来看，因此所总结出来的“贾氏抄家后衰败”的三个原因：抄家、自残、枯干（《见《红楼梦研究》163页》），就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结论，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些表面现象，既不能说明贾氏衰败的真正原因，也不能阐明《红楼梦》伟大的现实意义。
《红楼梦》中的贾家，是贾、史、王、薛四大封建贵族家族的代表，他们彼此间有密切的联系。“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红楼梦》以贾家为中心，描写了四大家族的活动，上至宫廷宗室，下至乡村农民，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典型的生活画面，使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贵族社会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曹雪芹笔下的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作为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阶级，愈来愈趋向奢侈浮华的物质享受。书中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所说的：“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正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经济破败的活的写照。为了维持这种豪华享受，只有更加残酷地盘剥农民。这些贵族地主不仅向农民进行形形色色的实物地租的掠夺，还要榨取大量的货币地租，只要看一看乌进孝缴租的那张单子（第五十三回），就可以了解，甚至在荒年歉收的情况下，封建贵族及其代理人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在压榨农民，逼得他们破产了。《红楼梦》第一回写到甄士隐败家时说：“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这正反映了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不断地加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和贾氏内部的自相残杀，应该说这反映了即将崩溃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上的互相倾轧和道德上的堕落，它也不是个别家庭的偶然现象，而概括了整个封建贵族阶级的本质。封建统治阶级虽然树立过很多的道德标准，作为被统治者的规范，然而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却只是表面上虚伪地维持着这些道德的形式。实际上却是荒淫无耻、伦理乱常、勾心斗角、残酷无情。贾府的生活正是这个阶级的典型的生活状况。所以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府也正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生活的典型概括，因而它才能真实地反映出这一阶级必然覆灭的预兆，这就是《红楼梦》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面。
俞平伯把贾府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它所隶属的骱级孤立开来去考察其破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能说明这一家庭灭亡的事实，而不能回答它究竟为什么必然要灭亡，亦即是它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而这却恰恰是《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情势。
同样的，俞平伯对于《红楼梦》中人物的考证，也是抛开了它的社会内容孤立起来去考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贾宝玉结局问题的讨论。俞平伯在这一问题上虽然批判了高鹗以庸俗的封建功利主义的结局歪曲了贾宝玉的性格，但是他自己也并没有给这个典型人物应有的结局以确切的解答。按照俞平伯的意见，贾宝玉应是贫穷而后出家，以消极的无法应付穷困而出家，这才是贾宝玉应有的结局，原因是“雪芹的晚年，亦是穷得不堪的”（见《红楼梦研究》146～150页）。但曹雪芹却终未因贫穷而出家，相反的是在贫穷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着写他的《红楼梦》，把毕生精力投入这一艰巨的创作工作中，直到“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样的历史事实和俞平伯的考证是矛盾的。实际上，俞平伯煞费苦心所搜求得的结论，却完全否定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积极意义，抽掉了它的叛逆性的社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