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创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他们反对礼教传统，蔑视功名利禄。他们在这样共同的精神生活中相爱起来。尽管他们的恋爱和生命的结局是悲剧的，但他们却以此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表示了抗争。他们的思想已开始从原阶级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抗议。
薛宝钗的形象则与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贵族家庭所需要的“正面人物”。贾宝玉、林黛玉所叛逆所反对的正是薛宝钗所竭力肯定和拥护的。俞平伯用了许多考据功夫，企图向读者证明作者和贾宝玉都爱薛宝钗，从未贬过她。我们虽然没有去考证这个问题，却在三十二、三十六回碰到两段非常生动的描写与叙述。贾宝玉不仅明显的贬薛宝钗，并且将她与林黛玉相对比。先看三十二回的一段对话：
……湘云笑道：“……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
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趟了一会子去了。……谁知这一个（指宝玉——笔者），反倒同他生分了。……”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
其次，再看三十六回的一段描写：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每每甘心为诸丫环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闲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独有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这不用解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什么是宝黛恋爱的思想基础，什么是钗黛两个人物形象的本质差别。从文学形象内涵的意义来讲，这是两个对立的形象。可是经俞平伯一“综合”，便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这充分暴露出俞平伯对现实主义人物创造问题的混乱见解。
如果说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可以是作者理想的意中人的综合表现，那么，《红楼梦》中全部生旦净末丑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既如此，也就怪不得可以统一在“色空”的基本观念上了。
我们这样表述俞平伯的论点固然过于粗糙，但却符合他的论点的逻辑发展。总之，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
三
俞平伯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俞平伯也承认《红楼梦》有其不可忽视的传统性，认为它对“唐传奇”与“宋话本”来说。是“接受了、综合了、发展了这两个古代的小说传统”。这结论似乎很正确。可是，俞平伯又用什么观点并从哪些方面来论证《红楼梦》的传统性呢？现在我们就“传统性”一节中的论据逐条地加以分析一下。
一、在《红楼梦研究》中，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之脱胎于《金瓶》，自无讳言”，而《红楼梦简论》正是从此出发来论证《红楼梦》的传统性。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而“给它以最直接的影响的则为明代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并说这“色空”观念“明从《金瓶梅》来”。但我们以为《金瓶梅》是托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地主的腐朽生活的作品，而《红楼梦》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后者在创作上受前者的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后者决不可能是脱胎于前者。这不仅从书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就连俞平伯自己不也考证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所谓自传吗？那么，这“脱胎”又从何说起呢？不加具体的分析，而武断地确定《红楼梦》从《金瓶梅》那里承继了抽象的“色空”观念，这首先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二者是现实主义作品。这种所谓“继承”根本不是什么文学的传统性。如果真有这样的所谓“传统性”，这些作品也就不成为现实主义杰作，而却变成了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这对《红楼梦》和《金瓶梅》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都是极其明显的曲解。
二、俞平伯又举《红楼梦》二三、二六、四九诸回，宝黛引用《西厢》来谈情以及写作方法上的某些相似为例，而认为这是《红楼梦》“源本《西厢》”的文学传统性。
我们承认《红楼梦》的作者确实是受了《西厢记》的影响，但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种影响认为“源本《西厢》”呢？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可能而且也必然综合了前代优秀文学传统的影响，但更根本地是它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某一作品，因为现实才是源，传统只是流，否则，源流颠倒，也就无从称它为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俞平伯在这里所举出的例证，虽然是“最特出的三节”，但是哪一节也不足以说明《西厢记》与《红楼梦》的传统关系。
《红楼梦》有许多地方引用《西厢记》，这是事实。但这种引用以俞平伯所举的例子来说，只是为了丰富作品情节，强化人物性格，更深刻地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更突出，使人物性格更丰满、更鲜明。宝黛大谈《西厢记》是为了表达他们被封建礼教禁锢在内心的爱。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这种情感是不能用坦率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的。如果这就是文学的传统性，那么，一部最坏的作品假若能引用一些著名作品的原文，当然也就可以说它是继承了这些名著的文学传统了。果真如此，这种传统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谓“脱胎于《金瓶》”，所谓“源本《西厢》”，其传统性的概念不过如此。
三、不但如此，俞平伯认为“《红楼梦》还继承了更古的文学传统，并不限于说部，如《左传》、《史记》之类，如乐府诗词之类，而《庄子》《离骚》尤为特出”，并举二一、二二、六三、七八诸回以证之。实际上像妙玉之赞《庄子》等例子，犹宝黛之谈《西厢》，乃人物性格的鲜明表现，并非是作者的文学观。俞平伯的这种说法，不知是在谈作者的文学素养，还是谈文学的传统性。我们以为首先明确文学上的术语和概念，对俞平伯来说还是必要的。
四、此外，俞平伯还以《红楼梦》中与《西厢记》、《西游记》、《水浒》、《金瓶梅》等书某些在写作方法上相似的情节，来论证《红楼梦》的传统性，认为它是从这些书。脱胎换骨”而来，或与某书是“一脉相连”的，甚至说仅从“隔花人远天涯近”一句话就演化成一段情节。这实质上和上面所分析的俞平伯的许多唯心主义的文学见解确是真正的“一脉相连”的。我们不想再多加分析。
总之，俞平伯在论证传统性问题时一再解说：“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但从俞平伯的实际分析里。却只能得出《红楼梦》的作者是个抄袭专家的结论。至于什么是《红楼梦》的传统性，却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但究竟什么是《红楼梦》的“传统性”呢？
我们认为：文学的传统性意味着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民族风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而最根本的是文学艺术的美学态度问题，即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只有从这些方面去探讨《红楼梦》的传统性，才能真正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红楼梦》的辉煌成就与它以前的古典文学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红楼梦》继承并发展了由《诗经》、屈原、杜甫、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伟大作家所代表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小说中的人民性传统。《红楼梦》以前的一些小说所暴露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虽然也相当深刻，然而它的深度和广度还显得不够，至少在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生活的作品里是如此。但是到了《红楼梦》，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并进而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同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一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人们通过这些揭露和批判了解了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本质，认清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但是俞平伯却认为：“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简单说来，《红楼梦》的作意不过如此。”将“封建地主家庭”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中孤立出来，而不是作为典型的现实生活现象来考察，必然要陷入片面性和局限性。不仅如此，俞平伯还认为，作者对于这个家庭“虽褒，他几时歌颂，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这样就把曹雪芹看成是没有爱憎缺乏是非的作家，《红楼梦》也成了没有爱憎缺乏是非的作品。很明显，俞平伯的这个见解和他对待《红楼梦》的倾向性的论点一样，只从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方面去衡量他对本阶级的态度，而不从完整的艺术形象去分析，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艺术见解。
《红楼梦》人民性的传统，还表现在作者创造并歌颂了肯定的典型人物。他把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与蔑视者宝黛作为理想的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爱情和生活理想的肯定，一方面体现着作者对封建制度的蔑视与反抗。一方面体现着作者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所以当他预感到自己的主人公的性格与当时环境的冲突只可能出现悲剧的结局时，他的偏爱也就更明显了。他准备遵照现实生活的必然规律，在作品里给黛玉以死的下场，来显示她为现实所不容，所毁灭；让宝玉以出家来对抗毁灭了他理想和婚姻的残酷现实，以表现这逆子不回头的精神。当然，俞平伯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另外一种看法的。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他对宝黛将来的结局曾作了很多考证，结论是黛玉因体弱而夭折，宝玉为贫穷而出家，表面上是斥责高鹗续书笔法的拙劣，实际上仍是企图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意义。我们认为宝黛的恋爱悲剧正是封建贵族家庭压迫他们的必然结果，是他们的性格与社会冲突的必然结果。作者通过这个悲剧显示了宝黛为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不妥协的抗争与追求。作者是以充沛的热情赞颂他的主人公们的行动的。但是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却认为作者“对恋爱性欲，十分的肯定，如第五回警幻仙之训宝玉；同时又极端的否定，如第十二回贾瑞之照风月宝鉴”。把恋爱性欲看成抽象的纯生物主义的，将宝黛的恋爱悲剧与贾瑞的“恋爱”混为一谈。实际上贾瑞那种荡子式的无耻行为应该加以极端的否定。“贾瑞之照风月宝鉴”，正是作者借此暴露封建贵族家庭中男女关系的混乱和可鄙，这完全可以从作者对这个家庭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贾赦、贾珍、贾琏等更深刻的暴露性的描写中得到充分的证据。作者肯定宝黛的爱情悲剧，否定贾瑞式的“爱情”，正表现着是非清楚爱憎分明的严肃态度。而俞平伯将二者混为一谈，似乎要同情都该同情，要否定都该否定，偏一则不公平，这实质上只能是俞平伯自己的逻辑。
我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通过历史连续性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达到了他否定丑恶、歌颂新生的目的。林黛玉与崔莺莺、杜丽娘这些元明小说戏剧中的妇女形象是同类型的。她们都渴望着婚姻自主。倔强地反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些典型人物是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时代愈近，其积极意义也就更充分，反抗性也就会更强。林黛玉正是这一历史连续性典型更高的发展。因为林黛玉以前的那些典型，只是在某些方面显示着与封建社会制度的不调协性，特别是婚姻问题。而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却是全面地显示着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不调协性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葬花词》正是这个悲剧性格的颂歌。“……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些誓词充分显示出林黛玉的叛逆性格以及同腐朽的封建势力不妥协的勇气和决心。如果《红楼梦》的作者对这类典型的传统性缺乏了解，就不可能在林黛玉身上概括得更深、更广、更高。
连续性的典型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如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从奥涅金、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克里姆·萨姆金等形象中，可以看出人民性发展的一方面。对“多余人”批判的愈深刻，人民性也就愈强。《红楼梦》在创造历史的连续性典型时，的确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肯定的典型人物形象创造的愈完美充实，它的人民性也就愈强。
《红楼梦》的传统性还体现在作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上。一切真正伟大的艺术，其所以不朽的原因，绝不仅仅因为它在艺术方面有所贡献，更根本的是它对生活有很大贡献，通过真实的生活形象的塑造。帮助人民在社会斗争中和精神上争取解放。一部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美好的生活理想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反映，在斗争中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曾雪芹的《红楼梦》，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传统。
首先，《红楼梦》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腐朽透顶的生活面貌，描绘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人的悲剧，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征兆，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的理想。曹雪芹在金书开始，以炼石补天的神话概括了全书的主题。顽石的不能补天，贾宝玉的出走，实际上象征着对封建统治者反抗的继续。在这个悲剧性的结局里，对于专横残酷的封建制度提出了挑战。
其次，曹雪芹不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原则，要写出他所理解的生活的真实面貌来，而且对文学创作在理论上也有比较明确的独到见解。《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就明显地说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