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应迅速采取切实的行动：第一，消除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第二，重新实施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若将人民币汇率重新稳定于7.5元人民币＝1美元水平，只允许汇率在7.5水平的上下窄幅波动，中国或可彻底消除人民币单边持续升值趋势。
对于此观点，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增加汇率弹性。他认为，局部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的经济体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同时实施全面的资本管制代价太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同样实施管制也是代价非常高的。
易纲还强调说，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放松国内的资本外流以及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一个比较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汇率、利率和宏观政策对于资本流动是重要的。
尽管国内金融界目前存在一些关于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应该加强资本管制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资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国际金融资本套利中国，但无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人们发现，现实已使央行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不再自信。
因此，在现行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理性调整。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研究员谭雅玲认为，如何理性地看待我国金融规模与质量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景与方向，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对金融风险的规避与防范。尤其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总目标看，目前，我国的金融规模与金融质量“不和谐”已有所表现，需要引起人们高度警惕。
她说，金融规模是金融质量的基础，金融质量则是金融规模的“温度计”。“过冷”或“过热”都不适宜。而金融质量的温度显示，又是金融安全的“警示标志”，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节，更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和竞争力的提升方面加以支持。
她认为，就目前来说，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应尽快转变单纯追求规模的增长方式，综合考虑风险成本、强化利润和损益成本意识，建立有效的综合经营模式，强化能力与水平管理，淡化官员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用市场收益和损益指标进行管理考核，切实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把基础做实、把业务做好做强。
而就人民币汇率来说，针对美元强势之下的贬值策略，谭雅玲认为我国不仅要有短期应对策略，还要有中长期应对准备。
她指出，从短期看，对内宜“以动治乱”，对外宜“以静制动”。她说，这样的安排，不仅可以改变国内的预期惯性，“搅乱”国际上的预期惯性，而且有助于打消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给我国汇率提供调整空间、释放其升值压力。在此过程中，特别强调不适当的升值将造成的自我压力、自我问题，比如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结构失衡或外国贸易争端与制裁的问题，让人们了解汇率问题后面真正存在着的是经济问题。
从中期长期看，她认为内部要有战略规划，外部要讲究策略。中期汇率形成机制宜有灵活性，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方法，促进体制机制的改良，扩大浮动区间。如果外部动荡激烈，也可以采纳有些西方机构的建议，调整或选择汇率方向。
从长期而言，则需要有大的思路，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体制与机制，加快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特别要讲究效率，实现汇率的自由化与国际化。
4.化解人民币单边升值带来的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焦点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际舆论与预期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水平，并建议一次性大幅度升值；同时，国际市场上美元贬值也对人民币升值形成进一步刺激。但是，人民币升值已经超出自我承受范围，从而导致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风险加大。
2008年6月29日，在“2008影响中国A股投资国际论坛”上，北京大学金融金衍生品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谭雅玲指出，人民币单边升值有很大风险，目前的汇率政策存在很大失误，政府要主动改变不利局面，“不要怕干预经济、汇率”。
谭雅玲表示，人民币单边上扬不仅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政府渐进、可控、小幅度这种基本原则，也超出了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是货币升值造成的，从来没有因为货币贬值造成问题的，她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单边升值有很大风险。目前的汇率政策已经对国内的企业和投资者造成了很大压力，6.5已经是国有出口企业能够承受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生死线了。在这个局面下，中国必须要以动来改变现有的拘禁局面，不要怕干预经济、汇率，而应主动调整。”
就我国目前来看，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风险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单边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因汇率而损失和购买力缩水；二是人民币单边升值导致热钱大量进入；三是人民币单边升值过快给出口企业带来了空前压力，致使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可能出现硬着陆。
如何化解人民币单边升值所导致的风险呢？在2008年7月举行的“中国外汇投资行业高峰论坛”上，专家表示，要化解风险，就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实现“藏汇于民”，同时加快外汇配套制度建设。金融机构应从简单金融衍生产品做起，防范市场风险。
专家认为，“藏汇于民”有更多发展空间。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看，外汇市场应该能够给个人和居民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和投资工具，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
中国统计学会国际收支分会专家委员王允贵指出，截至2007年末，中国海外财富67%是官方储备，只有33%是民间所拥有的海外财富。因此，民间有更多的外汇到海外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国际外汇市场拥有流动性好、透明度高和成交便利等特点，适合做理财投资。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陈炳才指出，“藏汇于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国际产品价格低于国内；国外证券市场存在投资机会和资金套利机会；本国货币相对稳定但有波动。但目前人民币汇率趋向单边升值，趋势明显，预期明确而坚定，其结果是国内企业和个人倾向于结汇持有人民币、外汇贷款流入增加，导致外汇资源向国有集中。“汇率相对稳定波动需要提高货币地位，尤其需要企业能跨国经营，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和竞争地位，才能做到，中国目前做不到。”
陈炳才指出，应继续进行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放松资本管制，放宽个人、民营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审查，允许个人、机构在香港之外的证券、债券市场进行投资等。
与会专家提醒说，管理风险应是外汇投资机构永恒的主题。外汇通首席策略师安狄指出，我国外汇市场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的管理风险的手段、差异化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职业化外汇投资人才队伍以及稳定可靠的外部政策环境。
王允贵认为，国内机构投资国际外汇市场最好是从简单易行、又能分析的产品做起，不要一次性进入到多种复杂的衍生产品组合。同时，加强个人投资者教育，提示外汇投资的潜在风险。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监吴天鹏说，从外汇投资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看，一是要完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二是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应采取风险分层管理，在不同层次间明确风险管理的权限和责任，同时实现相应授权和汇报机制。在量化控制市场风险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做的还不到位，差距最大的是定价能力和估值能力。目前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既需要规范，又需要在合规前提下加强创新。
吴天鹏指出，我国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很多信用风险没有合适的对冲工具，只能借助国外衍生产品，容易受制于人。因此，创新产品要自主定价，多推出与国内指标挂钩产品，少做“背对背”的国外挂钩产品，变被动为主动。
总而言之，从汇改三年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决不能让人民币升值过快，失去控制，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这是应对各种经济风险的关键环节。同时，积极主动运用好外汇储备，把死钱变成活钱，变被动等待贬值为积极寻找出路，切实经营好外汇储备。
2008年7月14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实行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与此同时，发展改革委也发文，要求各地加强和规范对外商投资项目的管理。这两项措施旨在对贸易和直接投资项目下的热钱流入进行监督，从而防止外汇资金异常流入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带来潜在的风险。要切实落实好这些措施。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监管，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要求，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平稳发展的精神。
5.警惕美国的“汇率武器”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自2003年以来，美国有关方面和人士就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币被钉住”的汇率制度，要求中国实行弹性汇率制度。此后他又在多个双边和多边场合重申这一观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3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中国中央银行）连续大规模地购买美元与中国内部经济平衡的目标不相协调”，也暗示中国应该停止这一做法，以便让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力量促进人民币升值。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同样表现出对人民币汇率的“特别关注”。
在2005年4月上旬，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份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在六个月内允许人民币升值，否则，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美国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得到了15%到40%的优势，也就是平均27.5%的优势。以此为依据，该项名为《舒默修正案》的提案规定，如果中国在6个月内不采取行动调高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美国将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
与此同时，美众议院又附和参议院，提出了《中国货币法案》。该法案指出，外国政府低估中国货币，构成违禁出口补贴，属“操纵汇率”。
美国参众两院的逻辑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人为地提高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扩大了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增加了美国的失业，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在这些议员看来，只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甚至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各类经济矛盾，就会得到圆满解决。
实际上，这些年来，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国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基本上都是美元资产，尤其是持有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大量的投机资本流出，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无疑会减少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美国政府债券市场利率就会下降，这无疑会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并且，中国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铸币税。美元的储备货币铸币税意味着，美国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无偿地占用中国的资源和产品。
既然如此，美国为何一再逼迫人民币升值呢？金融专家认为，美国各方面如此一致地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这是美国在其经常项目赤字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希望和纵容美元贬值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对其拥有巨额货物贸易顺差的国家，2003年对美货物贸易有1250亿美元顺差（中方统计是590亿美元）；近两年欧元、日元、加元、澳元、英镑等都对美元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未多大改变，并且在美联储广义汇率指数中人民币有近10%的权数。因此，美国希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帮助减少其经常项目赤字。
其次，美国一些决策者认为人民币被盯住的汇率制度，对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实行类似制度，或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阻止本币升值，有重要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印度和日本。它们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并且视中国为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不愿意在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之前，实现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否则会在国际市场上损害自身出口产品相对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升值还能带动其它亚洲国家货币升值，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改善其经常项目收支状况。
再次，美国一些人认为，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中国政府致力于实施宏观调控、消除经济过热，此时向中国施压，或“晓以利害”，将比较容易达到其实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目标。美国认为，人民银行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进美元，扩大了基础货币投放，不利于中国灵活运用利率、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手段，控制信贷的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许多投机性资本因人民币低估及预期的升值而源源不断流入，也对银行信贷扩张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有刺激作用。而与人民币升值相伴的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总供给，减少中国的总需求，符合中国抑制经济过热的需要。
最后，美国还有一些决策者认为，中国正在借低估币值，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后尘，走出口导向型增长之路；美国在过去曾成功地逼迫“四小龙”将货币升值，也希望能够运用“汇率武器”逼迫人民币升值。
事实上，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汇率武器”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国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