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增加黄金储备应对美元贬值
伴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我国外汇储备的“含金量”不断下降，为了让储备资产保值增值，一些专家建议，我国应择机增加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
大多数金融专家认为，当美国为了拯救本国经济而孤注一掷地“滥印美元”导致美元加速贬值的时候，黄金储备的资产安全性价值再一次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黄金，历来是财富的象征，在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超强货币之前的数百年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黄金储备作为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甚至可以直接用于贸易，使它有了相当于货币的功能。黄金储备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元储备十分重视，并积极投身于购买美国债券，而忽视了必要的黄金储备，以至在此次以美元贬值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中措手不及。中国的黄金储备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状态，在2001年和2003年，只有394吨和600吨，后来虽然通过调整突破了1000吨，但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仍然只有不到2%的水平。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忽视黄金储备的这些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却一直在增加。截至2008年3月，美国的黄金储备达到8133吨，在当时全球29872.7吨黄金储备中，占比高达27.2%，占其外汇储备的比例更是高达80%。而中国即使经过调整，在国际上的黄金储备国中虽然号称排名第五，但与其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比例仍然过低。这种外汇储备上过度地倚重单一货币的局面，使中国面对危机缺少回旋余地，甚至明知美元正处于下降通道，仍不得不增持美国国债，期望以此来减缓外汇资产进一步缩水的威胁。但面对金融危机深不见底的前景，这种路径选择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很显然，中国的黄金储备要加快速度。
据统计，黄金在我国外汇储备中仅占1.3%，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则高达50%~60%。基于此，一些金融专家纷纷呼吁增加黄金储备，以实现外汇储备的多样化，同时减缓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山恩建议，我国应提高黄金储备数量，将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重由1.3%提高到3%~5%，并实现黄金储备管理的法制化。
金融专家指出，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以及美元贬值的担忧，美元充当基础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欧元等其他货币尚无法担此重任，这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基础货币的不确定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价值重新凸现出来，我国适当增加黄金储备不失为明智之举。
随着黄金的价值重新凸现，黄金的价格大幅上升。2008年一开始，黄金价格持续上涨。现货金价曾在1月份突破900美元水平，创下每盎司913美元历史新高。在2月份，更是一路飙升，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大关。
黄金价格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元贬值。由于国际市场上黄金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元大幅贬值直接推动了黄金价格走高；另外，美元贬值加重了投资者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担忧，从而增强了黄金作为避险保值工具的吸引力。
2008年12月4日至5日，在第三届中国黄金与贵金属峰会上，来自英国黄金矿业服务公司执行主席菲利浦先生表示，经济衰退致使全球纷纷出手救市。三大主流货币的利率还会继续下调至最低点甚至接近零，相信低利率会持续到2009年年底。在2009年美元的贬值将会重新开始，如果美国持续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发行货币，美元的贬值时间还将更长。
菲利浦指出，黄金未来的中国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2008年的黄金产量已经达到300吨，超过南非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金国。菲利浦认为，作为最大的产金国，截止到2008年，中国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不到2%，中国应进行大幅度调整，提高黄金储备的数量。
当越来越多的金融专家呼吁中国提高黄金储备时，我国做出了相应的回应。2009年3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苗圩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全国黄金工作会议上表示，2009年黄金行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黄金产量达到290吨；新增黄金储量800吨。此外，政府还将鼓励黄金企业并购，黄金行业前10名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占到全行业的50%以上。
苗圩表示，近年来黄金工业发展取得了“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2003年至2008年期间，黄金产量年均增长7.6%，利润年均增长41%。2008年产量亦达到282吨，利润124亿元，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同时，金矿地质勘探取得较大进展，年均新增黄金资源储量700吨左右，黄金行业连续多年实现勘探新增储量大于生产消耗储量。
不过，虽然中国已成为产金大国，但还不是黄金强国。从综合实力来看，无论与内地其他行业还是国外的大型矿业公司相比，中国黄金企业还存在很大差距。苗圩指出，为了对冲美元贬值，2009年我国对黄金行业的工作重点是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黄金工业发展专项规划》（2009~2015年）和《黄金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研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加强产业发展的规划和引导，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
2.货币政策不宜大幅放松
2008年10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宏观调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七项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报告提出，要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调整信贷投放的节奏和力度，将放松银根，促进经济增长。
在报告中，周小川第一次提出“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并推出了一系列货币、财政及外汇管制等措施，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从“压顶”转为“托底”，方向上发生了变化。
针对周小川提出的“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这一措施，金融专家指出，这预示着下一步会合理运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实施调控，力保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社会大局稳定。市场预期，未来几月央行可能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以缓解前一阶段货币紧缩造成的影响。
对于周小川的“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就短期对策来看，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应该通过较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同时货币政策也不能过度放松。
吴敬琏认为，从短期的对策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宜于大量放水，应该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来跟货币政策打拼。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不需要放松银根的一些办法。
吴敬琏认为，1998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曾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出台措施扶持中小企业，这种方法现在依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对五花八门金融衍生工具的审慎态度，中国成为不少人眼中远离金融危机海啸的世外桃源。但毕竟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已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我们不能不对危机冲击多作几分准备。
梅新育指出，与1997年至1998年宏观政策急剧转向时期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大。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当时好，财政收入充裕，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大幅度改善，此前持续的反通胀政策也为今后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不必担心类似日本零利率陷阱那样的尴尬。
为了“保增长”，梅新育认为，我国目前可以优先采取的应当是财政政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崩盘已经显著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美元、上万亿美元，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金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救市政策有可能重蹈前几年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引爆今日次贷危机的覆辙，并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的裂痕。因此，梅新育认为，在短时间内连续几次放松货币政策之后，我国不宜再急于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
多数专家认为，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利，将加剧通胀压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长期采用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结果可能导致另一场金融危机。例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以挽救经济，最终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中期的6.5%降到了2003年的1%。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有效刺激了美国经济，住房投资增加令经济迅速回暖。随后经济出现过热迹象，乃至全球石油、铜等资源产品价格飙升。美联储提高利率，致使当初以低利率得到贷款的购房者们月供大幅提高，低收入者大量断供，便出现了“次贷危机”。因此，对我国来说，在当前不宜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3.理性调整货币政策
2008年2月27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言论暗示将继续减息之后，沉寂数日的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了“加速跑”的状态。28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至7.1209，单日涨幅246个基点，首次冲破7.14和7.13关口创下汇改以来新高。3月2日，人民币更创新高，升至7.1058。
而与人民币飙升相反的是，美元在国际汇市延续2月26日的跌势，继续深度下挫，美元指数最低触至74.07，当日下跌了0.54点。
对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现象，学术界有观点称，中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货币较量。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让汇率政策牵着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应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同时，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的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
有学者提出，中国必须觉醒、必须防止更严重的掏空。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但这种开放应该是“对等开放”，绝不能重现1840年后的那段日子。中国作为大国应该学习美国对付中国的做法，美国层层设防，不提倡“对外开放”，只提倡“美元垃圾”变资源和变股权。中国只有认真思考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重新调整政策和思路，重视政策之间的平衡和配套，才能发挥人民币的威力，才能打好这场发生在中国本土的货币战争，才能避免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瞬间毁灭。
在美元和人民币进行较量的形势下，一些学者提出应对中国货币政策再重新认识。学者认为，与发达国家或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多目标制；二是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混合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3次通货膨胀时期，分别是1985年、1988年和1995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2000年，中国经历了通货紧缩。从这几次经历的实证分析中可看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显著的。央行高官曾表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货币总量仍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有的货币政策特点决定了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或未曾经历过，在经济史上或者理论上也少有系统性地剖析。那么，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当前新出现的重要货币理论问题，究竟应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去寻找答案；中国应如何总结过去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如何确立新形势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方针？
学界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一旦本币出现持续升值预期，经济体系的决定力量或关键变量，则是预期汇率升值幅度和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其他变量（利率、预期通胀率等）是从属变量。若本币出现持续汇率升值预期，央行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其钉住通胀率之政策目标。因为，此时央行若要钉住某个通胀率，它必须采取某种货币政策操作手段，反方向调控真实经济市场和虚拟经济市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操作。该分析还确认，过去两年半的货币政策历史，证实了该理论的基本结论。
事实上，由于允许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却愈演愈烈。尽管央行已经动用几乎所有货币政策手段，以缓解流动性过剩压力，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严峻的事实表明，确立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必须综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
因此，为了尽可能降低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确保银行和金融货币体系审慎稳健经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理应作出重大调整，并迅速采取正确的行动。
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该如何调整呢？就货币政策发展方向问题，金融界出现了分歧。一些专家提出，我国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这一观点，其他专家提出了质疑，即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会使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问题更为尖锐？那么，中国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允许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吗？而且，中国必须允许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而非仅对美元加速升值吗？
有一种深刻质疑的意见说，以人民币升值抑制国内通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失去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地位？汇率政策会不会将退居为诸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之类的政策工具，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会不会因此将大大减弱？第二，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否会被扭曲？第三，人民币升值真的能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吗？最后，以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或将加剧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