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局
红四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在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最为艰难困苦的征途中，不幸壮烈牺牲。作为他的战友、妻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每当我紧张地工作之余，每当我带着儿孙重履烈士战斗过的地方，每当我和当年的老同志、老姐妹们相逢之时，总是要想起他、谈起他，他那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和蔼可亲，对敌人无比仇恨的形象，仿佛就在我们面前。
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艰苦转战四个多月。每到一地，义斋同志总是抓紧时机，带人下去收购粮食、布匹，组织随军工厂赶制衣服、鞋袜和弹药，供给前线。后来，战斗越加频繁，局势越加紧张。我们后勤人员既是保障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携带的机器设备、车辆辎重，有的被炸坏了，有的来不及转移而被迫埋掉、扔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副铸手榴弹的模子和旋口机。即是在这种情况下，义斋同志仍然竭力组织大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临泽突围战，是西路军后勤人员所经历的一场罕见的恶仗。那是1937年1月21日，敌人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围攻临泽县城。城内红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只有我们供给部、卫生部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战斗力很弱。在这危急关头，义斋同志一面动员全体人员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守城前线指挥官，把城内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按战斗需要统一编成班、排、连组织，男同志负责守城，女同志负责送饭、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义斋这时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哪儿吃紧就上哪儿去。敌人攻城了，他就冒着炮火上城墙指挥，阻击敌人；等到把敌人打垮了，他又下来督促赶快造手榴弹，还亲自帮着拉风箱。大家看到到处都有部长的身影，心里踏实多了，斗志更加旺盛了。这样苦战了三天三夜，我们终于在主力部队的策应下，冲出了敌人重围，转移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附近。
2月下旬，西路军遭受巨大损失后，被敌人重兵再度围困在倪家营子一带。在这里，红军与敌人血战，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被迫突围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追击堵截。我军边打边撤，退入祁连山，部队兵员连伤病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眼看着局势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西路军总部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后，义斋把部里分开保管的黄金、银元收集起来，包成一包，叫我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然后，他又把廖静民秘书、李世品处长叫到跟前，一项一项地交代工作。并一再向同志们指出，困难是暂时的，红军一定能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鼓励大家坚持战斗下去。
这天晚上，我们后勤人员露宿在一片树林里，天阴森森的，地上积雪很厚。同志们靠着、偎着，坐在冰冷的地上，全身都冻得麻木了。警卫员曾少章扒开雪，拾些干柴点起一堆火，用仅剩的一个小铁壶熬了一壶小米稀粥，盛了一小茶缸，先递给义斋同志。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志，问：“大家都有了吗？烧好了都喝点，暖和暖和身子。”夜深了，又冷又饿的同志们，抗不住连日疲劳，一个个坐在雪地里睡着了，可是，我和义斋同志却怎么也难以入眠。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义斋见我伤心，极力安慰我说：“文局呀，共产党员应该坚强些，挺起来，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再干。”这时，我已有八个月身孕（这是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长征开始后送给老乡了），他叮嘱我：“如果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不管生下是儿是女，都不要丢掉，一定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这一夜，我们俩谈得很多，谁也没有合一下眼。
天亮了，义斋同志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金银，离开我们，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出发了。谁知，没走多远，就遇上了敌人，他们被包围了。义斋同志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就像一群恶狼，嗷嗷地叫着扑了上来，眼看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义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黄金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却留下来指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手里，而义斋同志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壮烈牺牲了。这天，是1937年3月13日，郑义斋同志当时还不满36岁。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千秋大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告慰郑义斋同志：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你曾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祖国正在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明天。生活在今天幸福之中的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革命先烈们的功绩，革命事业一定能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这是杨文局同志所写《好管家郑义斋同志》一文的一部分，原载《艰苦的历程》，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杨文局是郑义斋的妻子，四川达县人，生于1913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军。历任达县县委委员、妇女部长，红军前线宣传队长，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营长、政委，红西路军供给部科长。西路军失败后流散河西。解放后曾任永昌县妇联主任，酒泉劳动局被服厂厂长。
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仗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仗华全双1937年3月中旬，我红西路军被数十倍于我的敌人——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围困在甘肃省张掖县康隆寺一带。当时的祁连山寒流滚滚，白雪茫茫，狂风咆哮。在风雪严寒里，我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机关和妇女先锋团，协同红三十军拼死奋战，突破敌人包围，撤到一个小山上。脚跟还没站稳，敌人的几个骑兵旅又猛扑过来，把我们团团围住了。
（一）形势危急万分！首长和作战处命令妇女先锋团接替主力部队阵地，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敌人，掩护总指挥部和主力突围。我们妇女先锋团当时还有1000多名同志，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我当时是团政治处主任，也才17岁。接受任务之后，我们几个主要干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团长王泉媛、参谋长彭玉茹带领一营，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兰带领三营，我带领二营，分头接替二六八团的阵地。为了迷惑敌人，使其不知道我们是妇女团，我们便改用二六八团的番号，命令全团同志都把头发剪掉，改成男装。
二营的阵地在一座青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山腰上。我们黄昏进入阵地时，敌人的进攻还没有开始。当时，同志们身上还穿着过草地前发的单衣，脚上穿着草鞋，再加上好几天没吃上一顿正经饭，寒冷、饥饿，使大家变得面黄肌瘦，但战士们个个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大伙儿集在一起，一面往嘴里填着干涩的胡麻渣和雪团，一面说笑打闹，还有的搜集石头，摆在阵地上；有些年纪小的战士，抱着枪，蜷缩着身子，躺在雪地里睡着了。
我们在阵地上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安排了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营长姜菊昆同志布置各连的兵力和火力配备，又宣布了团部规定的战斗纪律。散会以后，我就开始和四连二排的十几个战士一起，抢修加固营部的工事。这时天已黑了，雪也停了，可是西北风越刮越大，一不小心，就会被刮到山谷里去。飞起的沙石、冰碴，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大地冻得像钢板，铁镐落下去，虎口震得流出黏糊糊的鲜血，寒风一吹，立刻凝结成殷红的冰珠。我们的战士不管这些，都在紧张地干着，修固工事直到夜深。
我想看看四连的情况，便搁下铁镐，向四连阵地走去。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华主任！主任！”这声音虽小，我却知道是我那14岁的警卫员陈桂平。她追上我，嘟囔了好一阵，埋怨我不带上她，我只好认错。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着，寒风很快就把汗水湿透的单衣冻得硬邦邦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摸摸小陈那单薄的衣服，问了句：“冷得厉害吧！”小陈上牙打着下牙，说了句俏皮话：“我身上还直冒火呢！”我心里一阵发热，忙脱下自己的一件破单衣，硬叫她穿上了。
四连阵地上，战士们正围着篝火休息取暖。一个身材魁梧的战士，两只大手不时地比划着，呱哩呱啦的说着话，我仔细一瞧，是四连的机枪班长黄青仙，就在她身旁悄悄地坐下来。
黄青仙很风趣地说：“马步芳这个老狗追得咱们好苦，机枪也倒了霉，光跟咱们跑了，这回呀，可得让它饱餐一顿了！不过也别把它的肚皮撑破了。”我忙插话说：“明天你们就叫它敞开地吃吧，撑破它的肚皮！”黄青仙和同志们一看是我，都笑了。
东方慢慢发白了，敌人在山下频繁地运动着。我和营长姜菊昆同志正观察敌人动静，团政委吴富莲同志带着警卫员小李子来了。我向她汇报了二营的情况，又和她到各连做了一番检查。吴政委很满意，她临走时告诉我和姜菊昆：“看来，激战马上就要开始。为了掩护总指挥部和主力转移，我们必须死死拖住敌人！”吴政委话音刚落，敌人阵地上无数个火光乱闪，紧跟着，冰雹似的炮弹就向我们的阵地泻来，整个大地都在颤抖、跳动。
（二）敌人是狡猾的，乱打了一阵炮之后，即派小股兵力向我四连阵地爬来，想摸摸虚实。在敌人距我阵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的手榴弹、子弹、石头猛向敌群飞去，敌人丢下十几具尸首，仓皇逃走了。敌人尝到了一点厉害，又拿出两个连的兵力，连续发动四五次冲锋，结果都被我们打得鬼哭狼嚎地滚下了山坡。敌人恼羞成怒，又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烈地轰击起来，接着，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全面攻击。这一回，敌人依仗着人多势众，竟然连腰都不弯，拉成散兵线，号叫着涌上来。一眼望去，满山遍野黑压压一片。
黄青仙的机枪怒吼了！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敌人发了疯，一个营的兵力全部压向四连。
我担心四连战士们冲出去白刃格斗，暴露出我们是妇女，立即命令营部预备队火力支援四连，敌人又一次被打下去了。
下午，敌人又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正在营部给一个受伤的同志包扎伤口，五连的一个战士满头大汗地跑来向我报告说：“敌人的攻势很猛，快冲到我们的阵地了，我们连伤亡很大，高指导员牺牲了。”
我心里不由一震，喊了声：“跟我走！”拔出手枪，飞奔五连阵地。这里战斗异常猛烈，敌人集中了六七挺机枪和许多掷弹筒，向我们的机枪阵地开火，企图压制我军火力。突然，一个战士端起机枪跳出工事，骂了声；“狗东西！让你们尝尝红军的厉害！”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扫射起来，我一眼认出，这是机枪手李明，是个从小受苦长大的长工的女儿。我急喊：“李明，快卧倒！”话刚出口，只见她身子一抖，胸前冒出一股鲜血，摇晃着倒了下去……机枪一停，敌人直扑上来，有些年纪小的战士惊慌失措，开始向后撤，连队有些慌乱了。
“同志们！顶住！”五连连长大喊一声，一个箭步蹿到李明身旁，端起机枪又向敌人扫射起来，阵地稳住了。
可是敌人已发现我们兵力不多，火力不猛，便用人海战术冲杀上来。敌人离我们阵地只有十多米了，再前进几步，两军就要短兵相接。肉搏战将对我们这些年小体弱的女战士极为不利，更麻烦的是必然暴露我们是女的。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平时说话都有些腼腆的赵素贞同志，挺身而起，一手紧握着两颗手榴弹，一手拉着手榴弹的导火线，跳进敌群。敌人吓呆了，竟连开枪都忘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烟尘弥漫，我们年青的女共产党员赵素贞同志，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李明和赵素贞同志的壮烈牺牲，激起同志们复仇的怒火，战斗得更顽强，更坚决了！我们的阵地几次丢失，又几次夺回，一直持续到黄昏。
子夜将临，我们这里刚刚静下来，突然山下枪炮声大作，大约打了半个多小时，枪声渐渐移去。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谢天谢地，预定计划实现了，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突围出去了！但是，立刻我的心又提了起来：为了使主力和总部彻底摆脱敌人，我们还必须坚持战斗，今后的一切担子，全落在我们妇女先锋团的肩上了。
（三）天刚拂晓，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我和14岁的小警卫员陈桂平顺着怪石嶙峋的山腰，由营部向五连阵地跑去。
突然，一颗炮弹从我们身旁掠过，我和小陈迅速卧倒。炮弹爆炸后，我爬起来刚要走，猛听小陈急促地喊了声“快卧倒”，但“倒”字还未出口，我就被一股力量撞倒在地下。霎时又是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我身旁爆炸，震得我眼冒金花，两耳嗡鸣。我觉得背上沉甸甸地压着个什么，急忙翻身爬起，原来是陈桂平，她一骨碌从我的背上滚下来，只见她脸色苍白，双眼紧闭，一声不吭，我定睛一看，一股鲜血从她背上流了出来，染红了她单薄的衣服，染红了岩石、枯草、雪地……我用石头掩盖了陈桂平同志的遗体，默默地站在她的“新坟”旁。好像小陈仍在我对面站着。她天真烂漫的微笑，像个百灵鸟一样闲不住的小嘴，不是唱歌，就是唧唧喳喳地说个不休，她活泼可爱的形象一下子呈现我的眼前，可是，可是如今……我真想痛哭一场！
陈桂平同志，我的阶级姐妹，你安息吧，我们会给你报仇！我擦干眼泪，猛回身，跑到了五连的阵地上。
激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敌人向我们整个山头发起攻击。我趴在阵地上，用石头狠砸冲上来的敌人，忽然六连的一个战士跑来报告：“华主任，敌人冲进了我连阵地，跟我们肉搏上了！”我心里一惊，挥手叫了声：“一排，上刺刀，跟我走！”我们一口气跑到了六连的阵地上。这时，六连的姐妹们已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敌人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我们三四个女战士才能对付住一个。有的战士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拼命地用手抓敌人的脸；有的用嘴咬住敌人的手臂、耳朵、鼻子。
敌人被我们杀、咬、抓得血淋淋的，乱嚎乱叫。
我刚到六连阵地，一个满脸长着毛茸茸大胡子的敌人，举着马刀朝我砍了过来，我一闪，扳动手枪，结束了他的狗命。我随手抄起他扔下的马刀，刚一转身，见六连长刘国英同志浑身杀得鲜血斑斑，头上扎着绷带，举着一把大刀，猛向一个敌人的脑袋瓜劈了下去。这时另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偷偷地接近了刘国英同志。我见势不好，蹿到这个敌人背后，举起马刀，狠狠地向这家伙的后脑勺砍去，敌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下。可是这个敌人的刺刀已刺入刘国英同志的腰部。刘国英一手提着血淋淋的大刀，一手按着腰部的伤口，无声地笑了笑，对我说：“够本了，砍了四个！砍了四个！”她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便倒了下去。肉搏战一直进行到天黑，敌人终于被杀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