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麟
1937年3月13日，我们抵达了离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
我们几乎使尽了全力，刚刚跑到石窝，马家军的四个骑兵旅就追上来了。敌人这次来势很猛，一个旅的敌人骑黄马，一个旅的敌人骑红马，一个旅的敌人骑青马，一个旅的敌人骑杂色马，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几路向我们阵地前沿扑来。透过灰沉沉的雾霭看过去，只觉得漫山遍野全是敌人。
石窝是由层层叠叠的山峦和深浅不一的沟壑接连在一起的，看上去，好像是一把圆形的椅子，左右两道大一点的山梁像椅子的两条腿。左边的山梁不陡，石头缝中长满了荆棘和野草，右边的山梁上有树木覆盖着。两道山梁会合的顶部，有一个很窄的垭口。只有通过这个垭口，才能到达山的南面。这是一个陡坡，乱石嶙峋，凸凹不平，越往上越难走。从下往上看，那山梁上的顶峰，就好像插在天上的云雾之中。
当时，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我们一边打仗，一边构筑工事，利用每一座石壁、每一道石坎作掩护，抵抗敌人。走了一夜路，连水也没有喝一口，就接着打仗，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
根据上级的布置，二六五团在左边的一条山梁上，二六七团和二六九团的剩余部队在右边的一条山梁上，我们二六三团在两条山梁之间的正面沟里，阻击敌人。二六八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峰，一面守住全军的退路，一面掩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
上午8点多钟，雾霭还没有全部消失，一路敌人就向我们正面冲击，一路向右边二六七团守的山梁冲击，这两路敌人都是骑兵，另一路敌人是步兵，向着二六五团守的山梁攻击。所以，我们阻击一开始，就打得相当紧张、激烈。
这时候，整个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说是一个团，实际只剩下两三百人。
可是，战斗一打响，干部战士都像猛虎下山一样，锐不可当，与敌人顽强的拼搏。
敌人的黑马队向我们右边山梁子冲击，想切断我们整个部队的后路。这时，二六七团、二六九团就开始与敌人激烈地拼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乘马冲锋。尔后，敌人就开始向西，主要攻击我们的正面。
进攻我们的敌骑兵，骑的全是青马，拼命向我们正面冲击。敌人号叫着用鞭子猛烈地抽打着马匹往前冲。我们凭借着山梁、岩石作掩护，与敌人对峙着。这时候，我们不仅子弹少得可怜，而且连土造的手榴弹也很少了，真正起作用的武器只有钢叉、梭镖和大刀。但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山上到处是石头，我们就用石头向敌人砸，这对敌人的杀伤很大。有的把敌人手中的大刀和枪夺过来，又与敌人拼杀。所以，敌人向我们乘马冲锋的时候，我们都是只能等敌人冲到面前，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梭镖戳，用钢叉刺，用大刀砍，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就这样，我们凭着勇敢和拼命精神，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就拿我们营长汪冯志来说吧，他起先用驳壳枪对准冲上来的敌人射击，随着枪声，一个个敌人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但是敌人依仗着人多马多，打死了一群，又上来一批。汪营长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就率领战士们，抡起大刀与敌人拼。他刚刚与战士们砍死左侧一路的五个敌兵，右侧一路六个骑青马的敌人又冲了上来，汪营长又转过身子，抡起大刀，让过敌人第一匹马的马头，对准马的后腿猛砍一刀。只听得“咕咚”一声，这匹马就和上面的敌人一起摔倒在斜坡上了。汪营长一个箭步上前，对准摔倒在地的敌人猛砍一刀，这个敌人就成了刀下鬼。就这样，第二匹、第三匹马上的敌人也被汪营长和战士们砍死了。就在汪营长抡起大刀向第四匹马腿砍去的时候，突然马腿一腾空，他手上的刀“啷”一声，砍在旁边的石头上，迸得火花四溅，刀口也缺了一大块。他扔掉手中的砍刀，随即拣起一杆梭镖，对准马上的敌人就刺了过去。
敌人也不是等着挨刺的。他们又冲出七八个骑兵，与原先的骑兵一道，将汪营长和几个战士团团围住。面对凶残的敌人，汪营长毫无惧色，率领战士们左冲右突，前戳后刺。他们又刺倒了四个敌人，我们也有两个战士牺牲了。汪营长也由于饥饿、疲劳和拼杀的时间太长，渐渐地气力不足了，手中的梭镖也渐渐地出手慢了。但是，他仍然使尽全身的气力支撑着，拼杀着。
就在他又将梭镖戳进另一个敌人的时候，他背后的一个敌人向他砍了一刀，削去了他一块头皮，鲜血顿时涌了出来。这时候，汪营长虽然晃动了一下，但仍然抽回梭镖，掉转身与敌人拼起刺刀来。他和营部通信班杀死了十多个敌人后，通信班长抱住了一个敌人军官滚在一块，汪营长虽然腿上再一次被敌人砍了两刀，但他还是爬到通信班长跟前，用石头把敌军官砸死了。
这时，我和九连的同志在另一道山梁上与敌人厮杀。我们虽然看到汪营长的险情，但我们被敌人截在这里，赶不过去。后来，我们终于一鼓作气，把冲上山梁的八个敌人全部砍倒，才跑过来接应汪营长。
在我离汪营长还有十多米远的时候，突然敌人的两口马刀，同时向他的头部砍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九连连长一个箭步上前，用钢叉向上一挑，“啷啷”一阵刺耳的响声，敌人的两口马刀就飞上了天。我们乘势一拥而上，将冲上来的几个敌人全部消灭了。
但是，当我把眼前最后一个敌人消灭了的时候，汪营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我的身旁，他吃力地向我抬起头来，似乎在辨认着。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似乎想说点什么。我急忙俯下身子，并就势坐在岩石后面，托起他的身子，将他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他躺在我的怀里，喘着粗气，头上的鲜血顺着我的胳膊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地上。他非常吃力地说：“教导员，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牺牲之后，请按照我们原先商定的办，多杀……敌人！”说完汪冯志同志就牺牲了。
我和汪冯志同志在一起共事三年多，配合得非常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时有点矛盾，经过争论，很快就统一了。我和汪冯志同志多次出生入死，结成了生死之交。有一次，我们死里逃生之后，在一块谈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革命胜利后的美好情景；也谈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应该随时为了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还谈到了牺牲之后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有一次，汪冯志同志对我说：“我牺牲之后，对党没有任何要求，只想请求给我一块白布，把我的双眼蒙住，免得我的眼睛被土堵住，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当时，我答应他的这个请求。我说：“我要是先死了，你也一样办这件事，好吗？”他立刻回答：“好！”现在，他牺牲了，我当然要按照我们的商定和他的请求去办。我想，一个人当他为革命流完最后一滴血之后，想到的只是要一块白布条遮住眼睛上的土，以便使自己死后依然能看到革命的胜利！这算是什么要求呢！可是现在，到哪里去弄白布呢？医护人员早已没有了，况且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只好从自己身上的内衣上撕下一块布来，珍重地蒙在了汪冯志同志的双眼上。
我和九连的同志们，把汪冯志营长抬到一个石缝中间，噙着泪水，把他掩埋了。我们没有时间举行葬礼，这里没有花圈，没有悼词，只有战友的热泪。大家向汪冯志营长的坟地默默地鞠了个躬，我们都知道，只有英勇地消灭敌人，才是对汪冯志这些战友和同志们最好的祭礼。
我们刚刚把汪冯志同志的遗体掩埋，敌人又乘马向我们冲来了。
“为汪营长报仇，杀啊！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杀啊！”我和战士们用手中的大砍刀、梭镖，愤怒地向敌人杀去。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又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但是，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七连、八连的伤亡更大一些，七连连长张玉明同志也牺牲了。
敌人见正面攻不开，就乘马向右边的山梁，即二六七团的阵地方向冲去，企图占领后面的山头。团长熊发庆见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焦急，因为现在部队的战斗力，普遍都减弱了。于是，他立即命令我带九连迅速占领二六七团后面的那个山头，以备大部队转移撤退。我们团的一营、二营和七连、八连的所剩人员，仍在正面迎击敌人，与敌人拼搏着，并且边打边向后山撤退。
我带九连一溜小跑，向山上爬去，还没有赶到二六七团后面的山头，这个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占领这个山头后，又向我们九连和一营、二营的后方包抄过来。
幸好，山坡上乱石嶙峋，敌人骑马走得不很快，也不能集团冲锋。
我乘势带领九连奋力与敌人拼杀，争取杀退占领这个山头的敌人，以解一营、三营和大部队之危。可是，在我接连砍倒三个敌人之后，我的背上也被敌人砍了一刀。这一刀，把我身上的一件旧皮衣砍破了，就在敌人想给我补第二刀的时候，九连连长和通信员赶过来，用钢叉戳死了敌人，救了我的命。
我们利用山梁、巨石作掩护，边打边向后面的石窝山头上撤退。由于敌人砍我的这一刀分量很重，因此我当时就走不动了。我是九连连长、通信员和几个战士轮换扶着撤退的。幸好，后面有我们的二六八团的同志守住了一个山垭口，阻止了敌人，我们才脱了险。
我们团长熊发庆在我们撤退前，就负了伤，团部通信员想把他送到后方去。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说：“现在哪有什么后方？到处都是前线，都是战场。”
当他发现敌人要去占领后面的山头，切断我们大部队的撤退之路时，他立即命令我带九连去占领那个山头。可是，我到了山头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团长和在正面坚守的一、二营的同志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当时的情景真是壮烈极了。山坡上一片片的躺着我们的烈士，很多同志是在顽强拼杀中光荣牺牲的。有的干部战士几次负伤，有的腿被打断，有的手臂被砍掉，有的肚子被子弹打穿，有的头上被刀劈开了大口子，有的被削掉了脸皮。但大家都宁死不屈，与敌人拼到底。二六五团在左边山梁上打得最激烈，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爬上了岩峰，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了。我们二六三团三营与敌人拼得也只剩下17个同志了！
经过九死一生而剩下的指战员，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薄衣单衫。大家怀抱大刀、钢叉、梭镖和枪支，背靠着背，在寒风呼啸的雪山上休息。而山下却云集着大批敌人，一队队敌骑兵在山下逡巡着、警戒着。在较远的小丘和树林背后，青烟一缕缕地冉冉升起，那是敌人在烧饭和烤火，他们大概想在吃饭以后，再向我们发起进攻。
我到石窝山头的时候，有的同志告诉我，西路军总部首长和军、师的领导同志，正在山顶开会，研究决策。黄昏时分，上级传来命令，要求把所有带不走的武器全部砸掉，一杆枪、一把刀也不留给敌人，做好准备，分左、右两个支队撤退。
天渐渐黑下来，黑暗吞噬了一切。这时候，左、右支队同时出发了。开始一起行动，走一条路，走了一程之后，便向左右两个方向分开了。我们左支队包括我们红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和总直属队剩下的领导干部，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代军长和李天焕主任带队；右路支队是红九军剩下的300多名步兵和100多骑兵编成，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领。我们在与右路支队分手的时候，心里很难受，人人心里有千言万语，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录自周纯麟同志所着《血战河西走廊》一书。因篇幅过长，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