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倪
家营子激战时，我由红五军三十七团调到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任卫生队长。总指挥部和红五军的一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第二六五团号称“夜老虎”团，进入新的阵地后，立即开始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团政治处人员到连队做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团也经常派小股部队在夜间出击，袭扰敌人。行动前，把易于发出响声的水壶、碗筷尽量留下，束扎好行装；若是骑兵出击，还要把马蹄包上棉花，用绳子捆住马嘴，摸到敌人跟前，杀个痛快。
“夜老虎”团还有一段来历，在川陕苏区时，敌人占优势，为了战胜敌人，红军往往采取夜战。夜战伤亡小，省子弹，缴获多。可是，夜战也有许多困难，如夜间战术动作、部队行动、通讯联络、混战中如何分辨敌我等等，都受到很大限制。为此，二六五团抽出一部分部队，专门训练夜战，练习夜行军、爬悬崖。经过训练，“夜老虎”团每战必胜。每次出发之前，个个换上轻便软底布鞋，带上全副装备，大跳特跳，发现谁的装束有响声，就要重新整理，收拾利落。行进时悄悄地行动，跌倒不叫，滚到沟里不嚷，不准抽烟和说话，选择最坏的天气，最难走的道路。每次夜行军之后，有的人摔伤腿，碰破脸，有的弄得像泥猴似的。那时，与四川军阀刘湘浴血苦战八个月之久，战斗胜利结束之后，总部嘉奖了战功卓着的团队，红二六五团荣获了“夜老虎”团的奖旗。从此，“夜老虎”团的名声传遍了全军。
我们后方机关紧紧挨着前沿，妇女独立团白天守围子、抬伤员、送饭，夜晚还给前线阵地送弹药。他们的年纪大多在十六七岁，在战火中锻炼得十分坚强。在倪家营子苦战一个来月，死伤敌人万余名，我军也伤亡数千人。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伤和上肢伤居多，伤势都很重。但是他们不哭不叫，我们走到跟前，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哑然一笑，毫无怨言，也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卫生队仅有的几间房间，没有煤，没有柴，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甚至连包伤口的绷带也没有。我团各营各连的卫生员，在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中，英勇地抢救伤员，有个卫生员自己受了重伤，他伸出冰冷的手抓住我们，嘴张了两下，就不动弹了。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伤一个人少一个，打一发子弹少一发。
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没有粮吃了。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了，穷苦人家的一点口粮虽然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可是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水，也没有了，水塘的冰块都被打碎吃光了。后勤部门把仅有的几口水井掌握起来，排队分水。眼看井里的水也要掏干了，炊事员同志下到四五丈深的井里去，一勺一勺地淘井底的泥汤，半天搞不上一桶水。大家盼望着下雪，可总是不下。有一天真的飘落了一点雪花，但又刮起了大风，全部被吹跑了，希望又变成了失望。
敌人的伤亡和消耗虽然也很大，但能得到及时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想到负伤的战士和部队的处境，心情就很沉重。
这是谢华同志所写《在西路军卫生队的回忆片断》的一部分，原载总后勤部党史办《党史资料通讯》，标题为编者所加。谢华，又名谢流泉，原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卫生队长，时任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卫生队长，后任西路军左支队卫生主任，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后入军医学校学习。1940年1月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徐、陈首长身边的一件事在徐、陈首长身边的一件事李培基我在西路军总部工作期间，由于徐总指挥和其他首长的严格要求，当时虽然我只有15岁，年龄小，但平时工作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力争一丝不苟。首长们平时工作很忙，生活上凡是我能办的，我都给他们办，我总是等着他们睡下后我才睡，第二天起早给打上漱口水、洗脸水。那时，找水很困难，只能走很远到戈壁滩上捡冰块。他们的衣服我来洗，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就多下点力气，洗干净，不长虱子就行。衣服、鞋袜破了，徐总指挥大多是自己补，但昌浩政委的都是我给补。他们的衣服都破破烂烂，补起来也很费力。我常想，首长们为了全军、为了胜利，那样辛苦操劳，我们多干点，累一点算不了什么。他们也知道我很天真活泼，很听活，也很喜爱我。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一次战斗中，我军围歼了一支马家军的骑兵部队，缴获了一批好战马，战马都送到总部驻地旁边圈起来。徐总指挥决定以此新组建一支自己的骑兵部队。这天下午，警卫员小霍拉着我去观看这批战马，它们果然矫健、剽悍，我回头再看看自己的坐骑，骨瘦如柴，简直没法比较。这时，小霍悄悄对我说，这些马好，咱们偷偷地换一换吧。我本来就因为自己的战马又小又瘦，平常跟随首长行军很吃力，经他这么一说，也动心了，觉得是个好主意，两人一拍即合，立即换了战马，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严重地违反军纪的行为。
这事很快让徐总指挥和陈政委知道了，我和小霍马上被叫到了他们面前，室内气氛十分严肃紧张。面对着两位首长的亲自盘问，我首先一五一十地把偷换马匹的事实说出来，陈政委指着我们的鼻子大发雷霆，差一点要动手打人，声言要以军法从事。这时，我们醒悟了，偷换骑兵马匹意味着什么？偷换军马绝对是杀头的罪，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时候准备组建骑兵部队，这就更不可饶恕。我们害怕了，后悔了。徐总指挥面色严峻，一言不发，来来回回地踱步，平常我们怕徐总指挥，就怕他不讲话。陈政委还在批评，徐总很严肃，仍然不讲话。
我紧张极了，心想完了，尿了一裤兜也不知道。
徐总终于说活了：“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人还没长大，胆子可不小呀，竟敢私自调换马匹。
你们不知道这些马是给骑兵师打敌人用的吗？在总部首长跟前工作，连纪律都不懂，还得了吗？”他既严肃又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人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像一盘散沙，是不能打胜仗的。在总部工作的同志，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违反军纪。你们自己看，这事怎么办吧！”我们答不出话来，吓得直打哆嗦。徐向前和陈昌浩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对我们说：“到警卫营蹲禁闭去！用不着派人押送，你们自己去！”
听了这句话，我们如释重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告别徐总指挥和陈政委，来到警卫营向营长作了报告：“我们犯了错误，总指挥叫我们来蹲禁闭。”在红四方面军中，蹲禁闭是很丢人的事，警卫长一听，乐得哈哈大笑。
这件事对部队影响很大，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首长的警卫员偷换战马坐禁闭了。严肃红军纪律，对大家是个警醒，对我却是受益一辈子的教训。
这是李培基同志《在徐帅身边的几件事》一文的一部分，录自《徐向前元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作者时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