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先传
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失利已成定局，无法挽回。这时，大量敌人已经逼近，情况十分严重，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三十军余部大约五个营的兵力，组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同志带到石窝山以东的山区打游击；九军剩下来的大约500余步兵和100多名骑兵，组成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往石窝山以西山区打游击；总部直属单位以及伤病员1000余人，组成一个支队，由张荣同志率领，在石窝山一带打游击。
部队重新编组时，我见到了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和原十师三十团重机枪连连长李振兴同志，他们被编到伤病员支队了。二六三团三营营长熊昌良同志也在河西负了伤，也被编到伤病员支队了，他向我要子弹，我身上仅有八发驳壳枪子弹，就分给他四发。我还见到三十军的其他一些同志，也因负伤，行动不便，都被编到伤病员支队了。当时我也是伤员，心里很害怕被编到伤病员支队去，是李先念同志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了。我和李振兴同志分别时，他把我抱在怀里，我们两个痛哭了一场。我见他没穿棉衣，衣服很单薄，就把我的一条棉军毯给他披在身上。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李振兴、熊昌良同志的消息。
我们左支队组成之后，立即离开石窝山，沿着祁连山的半山腰向指定方向前进。连续走了三天，就把敌人甩掉了。还在我们左支队出发不远时，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离开部队单独走了，他的警卫员边跑边喊：“参谋长逃跑了！参谋长逃跑了！”也没有人管他，就让他走了，他的警卫员没有跟他去。
按原来会议的决定，我们支队在祁连山东边山区打游击，但先念同志考虑到，在东边打游击会把部队困死在这深山野林里，也可能会被敌人发现消灭掉，便大胆设想了一个方案，翻过祁连山，到西边再找出路。所以先念同志就把部队带往祁连山西部。
祁连山地势非常险要，雪峰相连，常年积雪，并且大部分是悬崖绝壁。部队进到雪山，冻得实在不行，战士们就拿雪使劲搓。脚冻麻木了，就把绑腿解下来，脱掉草鞋，连腿脚使劲搓，直至有了热气再穿鞋。战士们大部分是从四川来的，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军毯的就把军毯裹在身上，没军毯的就把带的一些破布裹在腿上，有的把羊皮裹上。有几个战士手脚冻麻木，失去了知觉，从雪崖上掉下去牺牲了。我穿着先念同志给我的一件大衣，下身还有一件夹裤子，脚上用包脚布包扎着，穿着草鞋，两只脚冻麻木了，我就使劲地搓，有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别的同志就把我拉一把。我的脚在翻大坂时被冻坏了，到新疆后就掉了脚指甲，全变了形。
我们翻过雪峰，便到了南坡，一看，哎哟！山南面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并没有我们原来想像的也是悬崖秃坡，并且老远看到了一些野马、野鹿、野驴、野黄羊，这些野生动物成群的跑着，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在吃的问题上也有一些办法：这里的野生动物见我们并不害怕，战士们为节省子弹，把刺刀上起来捅这些动物，捅死后架起火烤着吃。过了几天，动物见我们就害怕了，乱跑开了，我们便用枪打猎，解决吃的。
由于先念同志的正确决策，赢得了我们左支队这1000多人的生存。但部队究竟去哪里？这就成了个大问题。先念、世才同志就召集干部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当时，西路军总部的参谋长李特，他的意见是把部队分散，单独行动，谁愿意走哪里就走哪里，他自己要离开部队单独走。我当时在先念同志的身旁，看到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李特，说他这种解散部队，单独行动的离队思想，是把同志们往虎口里送。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不解散部队，集体行动。不久，我们带的一部电台突然与延安联系上了，中央指示我们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可以去新疆，也可以去蒙古，究竟去哪里，由支队自己决定。
支队接到中央指示，决定去新疆，并立即发报报告中央。中央回电：中央将派陈云同志去接你们。支队领导向全体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大家无不精神振奋，欢欣鼓舞。我们支队就向新疆方向进发，走了不到十天，就进入了藏族居住的地区，我们向群众买了些吃的，多半是牛羊肉。部队饥饿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并进行了短暂休整。此后，部队一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这是盛先传《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回忆录的一部分，由天水地委党史办供稿。标题为编者所加。盛先传同志时任李先念同志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