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洪
西路军左支队千余人，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的率领下，从石窝冲出后，进入了祁连山深处，没有敌人尾随了，又遇上了新的困难——整个部队缺吃少穿。我们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爬雪山。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祁连山西走。开始我们翻山越岭钻山沟，还能用现大洋向牧民买到牛肉和青稞等食物充饥，后来敌人下令封山，把老百姓都赶走了，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在祁连山里。
我们接连几天找不到一个向导，只能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三四月份的祁连山，仍是大雪覆盖，寒冷和饥饿严重威胁着我们。取暖的柴火都很难找到。整个部队三天多没吃东西，实在走不动了，军部只好下令杀骑兵连的战马充饥。骑兵连只有几十匹马。开始我们营200来人杀一匹马能吃一天，后来只好两天吃一匹，三天吃一匹。在行军的时候，我们的战士经常前看看后看看，担心地说：我们骑兵连还有没有马啦？
在山里大约走了30多天，我们骑兵连的马和所有团、营级干部的马都陆续杀光吃掉了，再无马可杀了。有的战士啃冰块，吃雪团，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行军时大家互相拉着前进，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昏倒了。部队实在走不动了，军部下命令就地宿营。
在我们全营饥饿难忍时，二营政委陈德仁牵着一头骆驼向我们的火堆走来，大声喊道：“老赵，我营有两头骆驼，给你们营送来一头，你们营两三天什么也没吃，怎么能行呢。要走我们一起走，要饿死我们一块饿死，赶快把骆驼杀了，趁今晚有火，让战士们吃点吧。”当时，我和营政委周纯麟同志都推辞不要，他说：“这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是全营活命的大事。”真是雪中送炭，这头骆驼帮助我们全营渡过了饥荒，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到生路上来，我们节省再节省，全营吃了三天多。
我军继续向前行进，部队仍是饥饿难忍，每前进一步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这时，上级决定部队就地休息，我被叫到军部，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赵正洪同志，现在部队又有两天没吃东西了，不能行动了。你带两个连出去想办法找点吃的。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牧场，弄些牛羊回来。”又说：“我们部队经过艰苦行军，走到这里来了，我们和中央已经联系上了，要到新疆去，也不远了，前途是光明的。”
我接受了这个关系到整个部队生死存亡的艰巨任务，回到营部，找到营政委周纯麟同志商量如何去完成。我们决定抽调一部分身体还比较好的战士，并向大家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困难，结果两个连共抽出了百十来人，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往山上走。天已黄昏了，谁知道哪里有牛羊呢？七连排长王民友同志说：“我们上到大山上去看一下，哪里有火哪里就有人家，哪里火大，哪里牧场就大，牛羊就多。”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决定发现哪个山沟里有火，就往哪里走。正在讨论的时候，团长、政委来了，又向我们作了动员，嘱咐我们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努力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我们每五个人编为一个组，明确了信号：发现牛羊群就打三发子弹。我们分三路出发，往山上爬去。为了便于指挥，左右各一路，我在中间这一路。我手中有个手电筒，就用手电向两边照。爬上第一个山坡，没有发现火光，下到山谷，又接着爬第二个山头，爬上去一看，还是没有。又接着爬第三个山头，到半山腰，战士们已精疲力竭，实在走不动了，每迈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营部通讯员对我说：“我口袋里有点盐，营长你吃点吧。”我抓了几粒盐吃了，又抓了几把雪吃了，嘿，真管用，不一会儿就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就让通讯员把盐送给卫生员，看哪个战士走不动了，就送给几粒盐吃。这点盐还真解决问题。
我们继续往上爬，爬着爬着，有个战士实在支持不住了，说了声：“营长我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往下一坐就再也起不来了。我们知道，同志们都在受饿，等着我们找回吃的东西，我们强打精神继续往山上爬。到了下半夜，我们发现前面山沟里有火堆，七连也发现了。我怕他们打枪，惊动了牧场就用手电筒向左右摇晃，示意他们别打枪，并向我们发信号，要大家往山下冲，不知道哪里来的劲，我们就像增加了两条腿，一股劲儿就冲下去了。
在我们往下冲的时候，牧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打枪，看样子有几十枝枪。他们怎么能打过我们呢！我们的机关枪一响，他们就吓跑了。
我们来到牧场，看见一大群牛羊、百十匹马，有20多个蒙古包。我们进蒙古包一看，里面很漂亮，有一个蒙古包地上还铺着地毯，还有缝纫机和其他衣物。我们判定，不是牧主，也是头人，总之是剥削阶级。那时我们只要两样东西，一是食盐，二是吃的东西。我们吃了点东西后，天就亮了。我派了两个通讯员立即回去向军部报告。在搜查中，发现有两袋面、一袋米。多数的马都跑了，只在马棚附近发现有三匹马拴在那里，上边还有马鞍子。再一看，马棚里还关着三个人，手脚都被捆着。一问情况，才知道一个是蒙古人，是这个牧场的佃户，交租没交够，被抓来了；另两个是奴隶，是给牧主放羊、干杂活的，因放羊时丢了羊，被牧主捆起来了。问明情况之后，我们给他们松了绑。我说：“把他们放了吧！”连长说：“不能让他们走，他们是放羊的，会赶羊，他们一走，我们是赶不动这群羊的，羊一跑散，就完不成任务了。”我说：“好，留下他们，让他们给我们赶羊。”一群羊有四五百只，还有两袋面粉、一点大米和食盐，捆起来放在马背上。
我们回去之前，按军首长原来的指示给他们留了100块大洋，并写了一张条子，放在主人的家里。条子上写道：“我们红军路过此地，买了你们一些羊，现留大洋一百元，可能不太够，请你原谅。”我把条子和银元都放在桌子上，又转念一想，这家人是个牧主，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嘛，怎么能给牧主留钱呢？又把条子和钱收起来。我叫战士们带着那三个人把羊赶出圈。那里有两群羊，每一群有几百只，赶多了也无用，所以我们只赶走一群。大批羊都赶出了羊圈，可是有七八只羊就是不动。怎么回事？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七八个妇女，她们披着羊皮，藏在那里。我们把她们叫出来，向她们宣传了红军的政策，然后就让她们回蒙古包去了。
因为牧主有几十枝枪，我们做了还击他们追击的准备，但他们没有追来。我们赶着羊群顺着山沟走，第二天快接近部队休息的地方，我便骑着马赶到那里一看，部队已经走了。我就赶紧追，一面追一面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追上部队，找到李先念政委，向他作了报告。原来军部首长并没有见到我们派去送信的两个通讯员，等到下午1点多钟，感到不能坐着等死，所以部队就出发了。
李先念高兴地下命令：部队就地宿营。部队听说弄回了吃的，那高兴劲甭提了。大家问这问那，李先念把我表扬了一番，说：“你们弄回来救命粮，救了部队，救了战士，把部队从死亡线上拉回到了生命线上。”正在高兴之际，后面的同志赶着羊到来了。看到羊群“咩、咩”的叫，大家都眉开眼笑。我把弄来的两袋面、一袋大米留给军首长一半，剩下的分给团部和各个营部。赶羊的三个人当天没让他们走，怕他们走漏消息，就让他们帮着杀羊，一块吃。第二天我们出发时才放他们走，给了他们每人十个银元。
还剩下一百只羊，让几个干部轮流看着。有一个干部夜里值班睡着了，结果这一百多只羊都跑了。大家知道后，都很气愤，军部首长也很生气，大家围上去要枪毙他。最后，李卓然主任说：“羊也跑了，枪毙一个人，羊也找不回来，人是宝贵的，算了吧。”
这是赵正洪同志回忆录《走出祁连山》的一部分，录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标题为编者所加。赵正洪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52页。
风雪祁连山风雪祁连山邱正基沿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不停地奔跑着，越过重重叠叠的深沟、山峡，踏过冰封雪冻的衰草、乱石，夜以继日地向西前进。战士们拼命地勒紧裤带，忍受着饥饿的残酷折磨。三天三夜过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山头被我们给抛在后面，令人切齿的马家军终于被甩开了。到这个时候，大家才轻轻地舒了口气，好像驱走了跟在背后的恶魔，心情顿觉舒畅起来。现在，夜晚可以放开胆子睡觉了。
然而，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并不意味着冲出了绝境。眼前是一片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荒凉世界，我们又陷进了一个难以想像的艰难境地。敌人也充分了解这一点：只要我们一走进祁连山，用不着追击，也会冻死、饿死在这寸草难觅、禽兽绝迹的不毛之地。伤病、饥饿、严寒、风雪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警卫班有十个战士，个个蓬头垢面，精疲力竭。身材高大的副班长，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好像是两个大窟窿，使人有点儿害怕，腰背变得更加弓了起来，好像风雨中的一竿毛竹，不住地摇晃着。
用生命换取英特纳雄耐尔的实现好多天没有见过一颗粮食了。为了生存，为了不叫这支红军队伍垮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杀马，忍痛含泪杀掉曾和我们一起征战南北、驰骋沙场的英雄战马。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真是心如刀割。可怜的老马，已瘦得皮包骨头，分到每个同志手里的马肉，没有一个拳头大，可是靠它维持好几天哩。
没有盐吃，更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长久的淡食，使同志们面孔发黄浮肿。盐！我们多么需要盐呵！有一天，竟然发生了一个不敢想象的奇迹：中午休息的时候，副班长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烟荷包，他举起来晃了晃说：“同志们，看！”里面装的是啥呢？可吃的东西全吃了，就剩下一张羊皮还没有填进肚子。只见副班长从那乌黑油腻的小荷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了几层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油纸，半寸见方那么一小块青灰色的硬块便露了出来。这一刹那，同志们的眼睛放光了，那不是盐巴么，千真万确，是块川盐！可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呵！
一向沉默寡言的副班长，这时却讲了起来了：“同志们，这块盐巴，是从四川带来的，我打了‘埋伏’，二过草地的时候，几次想拿都没舍得拿出来。眼下是叫它作贡献的时候啦！要叫它为大伙拔点力，鼓点劲，我们这支红军一定要坚持下去！”大家一听，又欢腾又激动。是啊，有什么能比这块不值钱的盐巴更宝贵呢！这不是盐巴，这是副班长对党、对革命、对同志的一颗赤诚的心！大伙紧紧地围住了副班长，他那深陷的眼睛发出了深沉的光，焦黄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子，竟是这样一个有心人。
这块盐巴如何处置？全班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来个“按需分配”，身体好的少用，身体差的多用，由副班长掌握。这可是个顶难掌握的十分伤脑筋的事，每当“开饭”时，副班长用手指夹着盐巴，给每个同志的铁皮罐筒里转上一圈，可每次都引起争吵，大伙儿都说副班长对他“偏心”，比别人放得多。小个子陈富贵，自从高台城归来后，就编到我们警卫班里，他干脆捂住罐子，一个劲地摇头：“用不着，咱可用不着这玩意儿，别瞧咱瘦，身上的盐水比谁都多哩！给队长多放些吧，他整天给人治病，够累的啦，可得滋补滋补哇！”可是绰号叫“卫生队长”的小牛，又偏不肯接受这滋补品，盐巴刚要往他罐筒里放，他就硬拽着把副班长的手推开。一块小盐巴，我们整整吃了七天！
无情的饥饿折磨着我们，那残酷的严寒更是无情地袭击着我们。3月该是解冻的时候了，有谁能想像得出祁连山的寒冷？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上，仍然覆盖着冰雪，山谷里，狂风怒吼着。一天清早，我拿着马嚼子去套惟一的那匹牲口，哪里料到，走到马身边，铁嚼子竟然粘在手上了，像吸铁石一般，任你怎么甩也甩不开。我急了，用劲猛一抡，“哎呀！”手掌被粘去了一块皮，鲜血冒了出来。我正要去找小牛敷点什么药，就在这时，一件悲壮的事情发生了。
昨天晚上，我们班的十个战士挤在一个小山洞里过夜。山洞又窄又小，其实是挤不下这么多人的，大伙为了相互取暖，还是紧紧地挤在一起。副班长是最后一个进洞的。他看见大伙这么挤，也不说话，只把上半身靠在里边，两条腿却搁在洞口外面了。谁知他那双从马家军尸体上剥下来的靴子已经破了，白天走了一天，靴子湿淋淋的，经夜风一吹，早晨醒来，靴子跟脚冻在一起，仿佛两根粗大的冰柱子，整个下半身失去了知觉。
同志们以为他太累了，不去惊动他，都小心地从他身上爬过去，各人去做行军的准备工作。副班长呢，知道自己两条腿给冻住了，想在大伙起身后悄悄地活动一下身子，站起来，可怎么扭也不顶事。正当他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当儿，小个子陈富贵恰好跑过来，一见副班长这个样子，溜到嘴边的俏皮话立即缩了回去。
他仔细地察看了副班长的双脚，微微皱了皱眉头，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解下了背后的一块羊皮，贴在副班长的靴子上，双手紧紧捧住那冰柱子似的靴子，把它放到自己的怀里。副班长见他用胸脯来温暖自己的双脚，急了，说什么也不肯干。他上半个身子挣扎着，想把那腿缩回来，可是两条腿早已失去知觉，不听自己使唤了。
“小陈，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副班长急得瞪着眼吼起来。可是陈富贵只是微笑着说：“别嚷别嚷，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小陈，你别打岔，你不能这样，放下吧，我能走了，我求求你行不行？”副班长挥动两臂，做着严厉的手势，声音里带着恳求。陈富贵却严肃起来了：“我的同志，你想让两条腿留在这儿作客吗？我敢打赌，眼下不解决好，你就完蛋啦！这腿呀，可是宝贵哩！得靠它走出这个鬼地方，得靠着它去追歼马家的队伍，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等回到陕北，还要靠它东奔西跑，杀鬼子，打老蒋，任务重着哩！”
“你，你不能……好兄弟……我……”副班长激动得满脸通红，泪水从闭紧了的双眼里不住地涌出来。“这就对了。”陈富贵舒心地微笑着，不住地打着寒战：“副班长，要是你没那耐性，咱哼个《国际歌》你听听，可来劲，你听哪：‘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他轻声地哼着，声音带着难以遏制的颤抖。副班长也随着哼起来：“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