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麟
我们从石窝山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继续往山里走。阳春三月，在我的家乡湖北，应该是东风解冻的时候了，可是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寒风呼啸着，卷起的雪片和沙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号着飞向远方。漫山遍野覆盖着白雪，寒气逼人。
我们这支队伍，是在毫无冬季准备的情况下，被敌人逼入祁连山的，其艰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脚上没有鞋子，进入了这冰雪世界，随时有冻死饿死的危险。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坚持到底，战斗到胜利！
我们进山，敌人也跟踪追击进了山。有时我们住在山上，敌人住在山下；有时我们在山沟的这一头，敌人就在山沟的另一端；有时敌人在那边一座山上，我们就在这边的一座山上。
为了摆脱追兵，上级命令派人在队伍后面扫雪，把部队走过的脚印扫平。两天以后，虽然敌人被甩在后面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更加严重了。
最困难的要算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照顾伤员了。不少同志手和脚冻坏了，伤口溃烂了，成天流脓水，但是我们没有药，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我们的师长熊厚发同志了，我们师长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我开始当通信员的时候就认识他。他打仗的时候，不仅很勇敢，而且头脑敏捷，遇事反应非常快。这次他负了重伤，伤口化脓，仍然坚持跟部队走。可是因为山高坡陡，骑不得马，又不能步行。熊师长眼看着自己拖着部队，难以继续前进，他便向上级请求：把他留下来就地打游击，不再给部队增加累赘，并要求给他留下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根据地，好继续为党工作。考虑到他的伤情，军首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将他坚壁在一个山崖底下，并留下一个排保护他。熊厚发师长这时两眼已经凹陷下去，左臂用布带吊着挂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我们在与他分别的时候，心里简直像刀绞一样难受。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我在石窝战斗中被敌人砍了一刀，腰一直很疼，有时疼得直不起来。于是我就向李先念政委恳求：“政委，也请你给我写个介绍信吧！”李先念政委起先没有作声，过了一会问我：“你也想走啊？”我站在他的面前，没有回答。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还有这么多部队怎么办？这么多人，还要有人领导，有人带领。如果我们都走了，这个部队不就散了吗？中央指示我们，要保存好革命的力量啊！”
稍许停了一会，李先念政委又非常恳切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在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间，雪山、草地那么艰苦也过来了，现在难道就不能坚持了吗？我们要想到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现在多带出去一个人，就是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这样，我就没有再要介绍信。晚上，部队宿营，在一个河沟边烤火时，李先念政委又把我叫去，问我：“你的伤怎么样？”我的伤是前几天被敌人砍了一刀，因穿着这件黑旧皮衣，没有被砍开，只是背上有一道血痕，有时腰撑不起来。我抖了抖身上那件破旧不堪的皮衣，轻声地回答：“还可以坚持工作。”他说：“就到二六八团三营去当教导员吧，让我们一块把这个部队带好！”
我被李先念政委热情真切的话语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心里很难过、很惭愧。跟李政委多年，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能与首长患难与共呢？我当即表态：坚决按照政委的指示，把部队带好！这时，程代军长也对我说：“到营里之后，首先要稳定部队情绪。这两天，敌人没有发觉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翻两座大山，往祁连山里面走！”“是！”我响亮地答应一声，并向李政委、程军长行了一个军礼，便跟着一名通信员到二六八团三营去了。
有一天，李先念政委跟着我们营一路往前走，他边走边对我说：“你要知道，部队确实是很苦的，住的没住的，吃的没吃的，穿的没穿的。你看前面那几个战士，还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走。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对战士要承认这些实际困难，同时，又要教育同志们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坚持到底，少掉队，不掉队！在这样的雪山，掉下队来就完了。你看，前面那两个战士，架着一个人走，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过去我们在雪山、草地都用过，今天还得用。要尽量想办法，多带出去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胜利！”
李先念政委就是这样，胸怀无产阶级的革命大业和无产阶级的深情厚谊，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走了十几天，敌人算是被甩远了。但是，新的困难又来了。开始，我们还可以碰到一些蒙古包，向牧民买些牛羊、青稞等东西吃，后来，敌人想饿死我们，下令封山，把老百姓全部赶走了。我们接连走几天，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只能靠指北针走路，也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有时连烧的都很困难。没有办法，上级只得叫部队杀马吃。起先，一个营200多人杀一匹马，能吃一天。因我们过雪山草地时有吃马肉的经验，马一杀，先将马骨头和马皮烧了吃，尔后再吃马肉。虽然吃得很节省，但我们的马毕竟是有限的，后来只好两天杀一匹，三天杀一匹。行军的时候，战士们经常向前看看，向后看看，担心地说：“我们的马快没有了！”
吃不饱，穿不暖，大家的脸一天一天的瘦削下来，身体也弱得多了。战士们没有鞋穿，开始还能撕被单包脚，后来被单少了，不少人只得光着脚板在雪地上走。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大家的脚，很多人脚上都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行军的速度减慢了，最初每天能走上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你推着我，我拉着你，慢慢地往前走。尽管走得慢，队伍里还时常有昏倒的人。首长的马都成了收容队，专让这些昏倒的同志骑，或者是拉着马尾巴走，有时一个马尾巴上拉着两三个人。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他每天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到下午，他的马上经常是骑着体弱的战士，他自己的身上，则背着战士们的枪，上坡时，手里还拉着同志们往前走。
晚上宿营，能找到树枝烤火是最好的了，碰上没有树枝的地方，大家只好把雪一扫，背靠着背，两三个人顶一条被单，缩成一团过夜。第二天早晨，被单上已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有的同志就这样躺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了。有一天晚上宿营，是在一片茫茫的雪地上，看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根草，望不见一棵树。
我们营部有个叫小茅的战士，从身上解下一把用小树枝扎成的扫帚，高高兴兴地扫出一片雪地，让大家休息。我和他正好在一个小组里休息，正好是脸对脸，我和他说了一阵话，便各自坐着入睡了。夜里，天上又落了一阵鹅毛大雪，把他冻醒了。他看了看周围睡着了的同志们，便将盖在自己身上的半片被单全部盖在旁边一个同志身上。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待他重新睡着后，我站起来，将我身上的那件旧被单，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第二天清早，起“床”哨响了，他还不起来。我和同志们掸掉他身上的雪片，只见他缩在我的旧被单里，嘴角上还挂着微笑，但是呼吸早已停止了，这位年青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现在我只记得他姓茅，叫什么名字，实在记不起来了。
路越走越远，山越钻越深，生活也越来越苦。我们在祁连山，要说艰苦，它比三次过草地还要苦得多。为了要保存这点力量，少受损失，这时候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是比较及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每个人。因此尽管生活十分艰苦，环境特别恶劣，但部队当中很少人有悲观情绪，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听党中央的话，跟着上级走，不要掉队，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