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当时公孙康设下‘鸿门宴’，将袁尚和袁熙一举擒拿。袁尚和袁熙被捆起来扔在冰冷的地上，很难受，便请求给个坐垫。公孙康说，你们的脑袋就要出远门了，还要坐垫干什么！便把他俩杀了。一切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
——《品三国》第91页
易中天先生所说的裴注《典略》有关文字全文如下：
“尚为人有勇力，欲夺取康众，与熙谋曰：‘今到，康必相见，欲与兄手击之，有辽东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计曰：‘今不取熙、尚，无以为说于国家。’乃先置其精勇于厩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尚寒，求席。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
易先生说其文是引自《典略》。当应作如是说。可能是易先生为说白，令天下粉丝们尽易晓。此处却作了《典略》中未见有的“鸿门宴”；但“鸿门宴”，毕竟是要有个“宴”的（此类“鸿门宴”自项羽、范增始作俑，直至民国新、旧军阀，可谓层出不穷，成为一种“宴”无好宴的模式）。它都是在“宴会”里动手脚，全武行的。而此处却是公孙康在袁氏兄弟进来时，就埋伏了刀斧手，将他俩绑缚，何“宴”之有？
因此，我总有些纳闷，《品三国》借喻的“鸿门宴”，似不切题，与人有扑朔迷离之惑，不如就用壁间“伏兵”、“刀斧手”等类字样确切些。盖袁熙、袁尚穷途，丧家之犬，已不须借用“鸿门宴”作迷惑而擒拿也。
更为难识的是，易中天先生此处以《典略》为据；而何以在《品三国》文中，却没有忠实于《典略》里，有在袁氏兄弟被擒拿后，“坐于冻地”后出现的若干文字。易先生的这段文字，倒很像源自《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曹丕乘乱纳甄氏，郭嘉遗计定辽东》：
“公孙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于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见礼毕，命坐。时天气严寒，尚见床榻上无裀褥，谓康曰：‘愿铺坐席。’康嗔目言曰：‘汝二人之头，将行万里，何席之有！’尚大惊。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
这里易先生见于《品三国》字面的，是《三国演义》的内容，而说的却是裴注《典略》；而《典略》里袁熙的话，却变为《三国演义》里出自公孙康之口，真令人似丈二和尚，摸不到脑顶。
要是易先生在《品三国》说的此据非引自《典略》，而乃典出《后汉书》，那就切合些。这是因为《三国演义》此段文字实乃据自《后汉书·袁绍传》：
“十二年，曹操征辽西，击乌桓。尚、熙与乌桓逆操军，战败走，乃与亲兵数千人奔公孙康于辽东。尚有勇力，先于熙谋曰：‘今到辽东，康必见我，我独为兄手击之，且据其郡，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规取尚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后请尚、熙。熙疑不欲进，尚强之，遂与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擒之，坐于冻地。尚谓康曰：‘未死之间，寒不可忍，可相与席。’康曰：‘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有！’遂斩首送之。”
但范晔《后汉书·袁绍传》，史家将原先《典略》中此句出自袁熙之口，竟变为公孙康的话，显然欠妥。我以为引用还须是《典略》，当然必须是全篇，原因是：
一、有如前述，《典略》记录在前，《后汉书》此段文字，显然是在抄录《典略》时，由史家又作了修改的，如李代桃僵，竟将袁熙话的替代出自公孙康之口。
二、正如清学者周寿昌所说：“范乃作公孙康语，情事稍不合。尚寒求席，熙故作此，愤语也。”（《三国志注证遗》）盖用在公孙康处可以；但出于袁熙之口，更昭示他的心理行为，对其弟被捉前气势如虎、过后又是于死前乞求御寒，为之愤懑也。
按，《三国演义》写这段故事，不全从《典略》说，而从《后汉书·袁绍传》说，或者作者另有所思，但毕竟从一而来。何以《品三国》原是正确地说是引自《典略》，却在正文中改去了《典略》袁熙说为公孙康说，跟着《三国演义》跑呢？
〔延伸阅读〕
鲁迅无题诗
清朝王士禛《咏史小乐府》二十四首中有一首吊袁绍的诗：
长揖横刀出，
将军一代雄。
头颅行万里，
失计杀田丰。
鲁迅在1927年冬即据此诗，“活剥一首来吊卢骚”：
脱帽怀铅出，
先生盖代穷。
头颅行万里，
失计造儿童。
该诗中也用了“头颅行万里”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