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十月，曹操正式做了兖州牧，力量更强大了；而汉献帝也在次年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七月，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洛阳，迎奉天子的条件更为成熟。曹操便派他的堂弟、扬武将军曹洪去洛阳，却遭到卫将军董承和袁术的拦截。”
——《品三国》第64页
《品三国》该段出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原文是“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此处曹洪并未冠有“扬武将军”官号。查阅同书《曹洪传》，曹洪在此间，“以前后功拜鹰扬校尉，迁扬武中郎将”，即在建安元年（196年）正月，“西迎”时是“中郎将”而非“将军”。当时“中郎将”比“将军”职位低。本来如《品三国》所述，不过是官号，即使出自笔误或凭记忆想当然，于全段无关紧要；但我却以为如从学术角度严谨审视，很易产生误会，似乎曹操在迁都许昌前已另树一帜，自封有“将军”了。
按，当时曹操虽已拜兖州牧这样的封疆大吏，但却末授军中官号（过去有“行奋武将军”是袁绍授与的，不算数）。直至建安元年（196年）二月，即在派曹洪西迎天子（时献帝刘协还在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避难）一个月后，“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武帝纪》）要是如易先生所称，那是曹操在己未任将军前，曹洪竟已跳在主子前先任“扬武将军”了的。
可见若说曹洪在曹操为“建德将军”前已取得将军称号，不可能，即使他是曹操家族的主要成员，但在家族队伍里，其亲疏、地位仍低于夏侯惇、夏侯渊和曹仁。此三人在曹洪出任所谓“扬武将军”时，都未有“将军”称号：
夏侯惇授折冲校尉，建安三年（198年）始加建武将军；
夏侯渊在官渡战初，行督军校尉；
曹仁在迁都许后，以仪郎督骑。
其余后来成为大将、名将的，如建安元年（196年）已在曹操麾下的乐进、于禁等都仅是校尉呢，是非将军的校尉级干部。至于曹洪后来授的“厉锋将军”，乃是建安五年（200年）后几年了。他似乎一辈子没有封过“扬武将军”，尽管“扬武将军”是后世划为四五品的杂号将军。
曹洪被派西迎汉帝，《武帝纪》所记未有〔官衔，严肃的史家是不作添足术的。我手中有本柳春藩编著的《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31页），乃是普及读物，作者亦持史家严谨态度，遑论其他。
〔延伸阅读〕
各种名号的将军
两汉时期将军为高级武官名称，三国时期亦沿袭之。所不同的是，盖因此时军事居头等大事，身任要职和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虽系文职人员，虽非统兵或出征者，也授以将军称号，以示隆显。
按，两汉时将军分为两类：一为常设，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四将军。常设将军于掌兵外，还参与政事，有府署，还有属官。二为临时任命，是为某特殊任务派遣出征而设置，通常是在将军名号前加以具体称呼，如伏波将军、楼船将军，待任务完成后即撤销此职。他们通称杂号将军，官阶也低于各级常设将军。
三国时期，常设将军名号编制大为扩充，杂号将军也成为常设将军名号，且亦不与出征、守备任务挂钩，但阶位仍在常设将军之下，通常定格为第四、五品；常设将军除原有外，还增加有以东、西、南、北四方命名的“四征”、“四镇”、“四安”、“四平”等将军，虽同品级，但以次为序，通常以“征东将军”为最高（但三国各有不同，曹魏以征东、征南为最，蜀汉、东吴以征北为最），且因人制宜。资深或特许以尊贵者，加以“大”字，如征东大将军曹休、镇北大将军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