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5年中，丘吉尔对这一主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法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是骨子里的和平主义者，是自由派、民主主义者”。他还说：“英法两国的安全是紧密相连的”。这后一种见解足以解释温斯顿·丘吉尔是怎样把他对法国的情感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协调起来的。因为他早就知道一个强大的法国对英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在英国的军备努力远低于德国的那个时期，丘吉尔就看到了只有大大加强英法两国的合作，才能拯救英国。于是，他运用他杰出的辩才去说服他的同胞们。1936年11月18日，他这样说道：“英法两国是通过不同途径找到自由之路的。……但是当她们决心投身于共同事业时。任何针对她们的挑衅都是危险的，想要打倒她们也将十分困难。这个拥有纳尔逊舰队和拿破仑军队光荣传统的两国人民的联盟，决不是好对付的。如果在这些军队的品德之外，再加上两国在正义和自由方面的崇高思想，那么她们将所向无敌。”
1938年3月，当欧洲上空乌云密布时，丘吉尔更加坚决地为他的理想辩护道：“英法两国应该合作起来以确保她们的防卫。这是两国安全惟一的关键所在。要大声疾呼，不要搞得神秘莫测！……在现阶段，只有与法国建立防御同盟。明确规定两国应负的具体义务以及双方参谋部合作的整套办法，舍此别无其他出路。”3个星期之后，丘古尔又在《每日电视报》上写道：“如果法国陷落，一切都将崩溃。那时纳粹对欧洲甚至对世界部分地区的霸权统治，将不可避免。”
1938年8月，英国政府在下院宣布：将由英法两国的参谋部拟订一项共同防御协议。1939年春，两国在几经拖延之后，终于签订了一项在海军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协定。丘吉尔感到非常满意。1939年3月24日，他在下院坦率地说：“有些人认为我们给法国的援助太慷慨了。但我要说，到目前为止，法国需要我们的援助也正如我们需要法国的援助，两者是相当的。”
确实，丘吉尔对于法国军队的力量始终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直到法国军队在遭到非议之后很久，他仍然坚信“法军无可争议的优越性”。因为归根到底，依他看，在上次大战中获胜的毕竟是福煦和克莱蒙梭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现正处在他的好友优秀将领甘末林将军的统帅之下。最后，还有一条著名的看来是不可攻破的马奇诺防线作后盾。加以丘吉尔总爱在某种程度上把愿望视作现实，他认为既然欧洲与大不列颠已将安全建立在法军实力的基础上，就绝对必须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确确实实的最优秀的军队。丘吉尔对法国军队的信心，通过他对法国的几次访问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1936年9月，他在参观了法军的几次演习后，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整天呆在法军统帅甘末林的身边。……法国军官们的严肃性和负责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深感：国家的力量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时曾与丘吉尔会晤的巴兹尔·利特尔—哈特爵士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温斯顿再次确认法军是保卫欧洲的惟一力量。他认为法军的实力要比英参谋部所想象的强大得多。在他看来，英参谋部总爱低估法国人。”
到了1938年，丘吉尔仍然认为法军是“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他的朋友莫顿少校后来写道：“这是他一贯的看法。我记得在战前，经当局许可后，我曾向他提供过有关法陆空军装备低劣的全部资料，并指出其必然产生的后果。但他却不愿听，我们为此常有些争论。1938—1939年冬，我根据材料和估算，向他预言法军如果遭到德军袭击，不出一个月就将全军覆没。而他却气得发狂。然而只要我说的是其他国家，哪怕材料和估算相同，他总能接受我的预言的。……萦绕在他脑际的一个念头始终是：“法国的不朽荣光！”亨利·尚农爵士在他的日记中也谈到他表兄弟温斯顿·丘吉尔的情况。他说：“查理·伦敦德里发生曾向我们谈起他的政治前途是怎样被毁灭的。……他说，在一次与丘吉尔一起进行的讨论会上，他读了关于法国已经处境危殆和不堪信任的看法。孰料竟引起沉浸在亲法热情中的温斯顿勃然大怒，当时就没有宽恕他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永远没有宽恕他。”
在两次大战期间，丘吉尔与法国的很多政治家有着友好往来。其中如：爱德华·赫里欧、保罗·雷诺、皮埃尔—爱蒂安·弗朗丹、保罗·邦库和爱德华·达拉弟。他和莱昂·勃鲁姆和乔治·芒代尔有着极为友好的情谊。他经常和这些人通信。弗朗丹·勃鲁姆和达拉弟在任内阁总理期间，都经常向他通报关于法军和德军实力的情况。丘吉尔还不时前往法国访问。在埃里克·菲利普爵士致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份报告中，曾经这样描述1938年3月丘吉尔对巴黎的一次访问：“温斯顿·丘吉尔这次进行的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分情况都是在就餐时——也在两次就餐间——向他介绍的。……他的法语说得很怪，有时甚至难以理解。如有一天晚上，他本想说；‘我们必须成功’（Wemustmakegood），他却对勃鲁姆和邦库逐字翻译成法语说：‘我们必须做好’（Nousdevonsfairebonne）而且其中的‘好’字还用了阴性词bonne而不是阳性词bon把邦库弄得瞠目结舌、莫名其妙。”
尽管丘吉尔十分注意不干涉法国人的政治生活，但有机会时他仍乐意向他们提供某些建议。如在1938年3月，他曾竭力说服弗朗丹不要让人民阵线的政府垮台。同年9月，在芒代尔和雷诺因达拉弟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采取的态度表示抗议而提出辞职时，丘吉尔急忙赶赴巴黎劝说他们撤回辞呈。这在法国确实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快。如10月2日，在丘吉尔回到伦敦后，莫里斯·汉基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对法国的闪电访问，以及他仅仅会见了法国政府中反对和平政策的芒代尔等几位成员的做法，是很不合乎礼仪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对此颇有怨言，并说如果法国的主要国务活动家对我们也这样做，我们会怎么说。博内对丘吉尔和斯皮尔斯从伦敦把他召去以了解局势的做法，也有意见”。
丘吉尔还经常向他的法国朋友们询问一些军事问题，或向他们提供某些建议。如从1937年起，当他发现法国的军队存在某些缺陷时，他就立即开诚布公地向莱昂·勃鲁姆提出来。勃鲁姆后来回忆道：“他对我说，你对你们的空军满意吗？我回答说，还不错。他说，我觉得不是这样，你们的飞机不如德国的好，你应该仔细了解一下。”
1938年3月，他又来到巴黎，告诉莱昂·勃鲁姆说：“德军现在使用的经过改进的75毫米野战榴弹炮，在射程和火力方面均占有优势。”
在此期间，丘吉尔还常和雷诺进行交谈。雷诺向他谈到装甲师的威力问题，试图说服他。这是丘吉尔第一次听人向他提到戴高乐上校和运用装甲师作战的理论。丘吉尔后来写道：“他（雷诺）对我说，有一位叫戴高乐的上校，写了一本关于现代装甲车的进攻能力的书，受到了一些人的激烈批判。”但丘吉尔当时对装甲武器理论的发展，并未给予多大注意。他料想未来的战争仍将和上次大战十分相似。他说，别忘了，“欧战一旦爆发，壕堑战仍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他的一些朋友如甘末林、乔治和吉罗等人，也都是对新的坦克理论并不重视而又很受丘吉尔信任的人，因此必然影响到丘吉尔对戴高乐上校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因而也没有表示要会见戴高乐的意思。
1939年春夏季，丘吉尔尽管对马奇诺防线在阿登地区的脆弱性有点担心，但他对法军仍抱有充分信心。5月，他仍宣称：
“法军虽不能说是当代最伟大的，也是最优秀的军队。”6月，他对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说：“德军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突破法军防线”。直至1940年5月，丘吉尔始终对法军的优势、法军首领的指挥才能和士兵的作战价值深信不疑。这从后来事态演变的情况来看，丘吉尔似乎错了。但是归根到底来看，他还是对的。
夏尔·戴高乐对英国的心情却无法与温斯顿·丘吉尔对法国的心情相比。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就不是个亲英派。对他父亲和他的许多同胞来说，“背信弃义的阿尔比雍”这句话决不是空话。他父亲常说：“背信弃义？我觉得拿这个词来形容英国人，一点也不过分。”夏尔·戴高乐从小受他父亲的熏陶很深，影响所及使他也抱有这种态度。连他的一位先祖母是爱尔兰人这一事实，也未能使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加上他酷爱法国历史，而英国在历史上向来是法国的宿敌。大不列颠的胜利常给法国带来沉重的灾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比我国的衰弱和失败更使我伤感的了”。他为此而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法绍达事件”。这件事在英国早已被遗忘，但在法国却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在20世纪初的法国军官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仇英情绪。
夏尔·戴高乐对英国的了解并不深入。他从未去过英国。尽管他熟谙英语，但说得并不流利。他对英法协约是赞成的。但与丘吉尔不同，他对英法在第一次大战中的战斗友谊印象不深。相反，他常提到的却总是诸如英国人没有参加马恩战役啦、在1918年德军进攻时英国人当了逃兵啦等这些事实。
大战结束之初，戴高乐与丘吉尔的看法相同：法国被她的盟友抛弃了。戴高乐写道：“盎格鲁撒克逊强国利用我国政府的软弱，不怀好意地诱使我国放弃人们本已同意给予我国的作为控制德国和莱茵河边界的交换条件的保障和赔款。”在戴高乐看来，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是劳合乔治这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雍和参与共谋的美利坚合众国。他有时还指责英国人具有更险恶的不讲信义的阴谋。比如他写知：“在两次大战期间，英国总是偏袒柏林，使巴黎不得不求助于英国”。最后，不应忘记的是，戴高乐曾作为参谋部官员被派往利凡得地区工作，而该地区曾是当时英法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和发生潜在冲突的舞台。人们甚至这样说过：凡是在该地区工作过的法国军官，都是反英派。戴高乐少校从那里回来时，确实对大不列颠的近东政策和企图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戴高乐当然并不怀疑英国在危急时刻将会援助法国，但他也知道英国是决不干任何对她无利的事情的。1931年，他甚至在他所著的《向职业军队迈进》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凭借她的海军优势，以牺牲我们的殖民利益为代价和以不谈某些诺曼底岛屿的归属为条件，只要我们同意接受她的某种控制，我们就能指望英国保持中立。这种在我们繁荣时表示嫉妒，在我们痛苦时表示庆幸的英国式的中立，甚至也可能改变为利益联盟。”但在未改变前，“抑制德意志帝国的责任只能落到法国的肩上”。
在两次大战期间，戴高乐并未寻求与拉芒什彼岸建立联系，即使这样的联系在当时似乎是很自然的。因此尽管他对利德尔-哈特上尉或富勒将军的著作十分欣赏，而且深受其影响，但他与这两位伟大的装甲理论家中的任何一位均未见面过。最后，尽管丘吉尔对法国军队怀有最崇高的敬意，但戴高乐对英军却不抱任何幻想。如在1937年7月，他对他的姻兄弟雅克·旺特鲁说：“如果实际上将由法国独自来承担第一次冲击，她的防御手段就显得格外不够。因为英国人并无准备……”
在30年代末，戴高乐还不是个真正的反英派，至少他的反英程度远比不上丘吉尔的亲法程度。然而他对大不列颠的外交和殖民政策已经极不信任。他的这种思想状态当然免不了要影响到他在随后即将发生的戏剧性事变中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