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回江西后，我将胡子叔叔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抽着烟，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他的内心，是激动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在1972年，对于我们家来说，好事确是太多了，真可形容为“纷至沓来”。父亲总爱说一句四川土话：“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难道，我们的劫难真的到头儿了，“运气”真的来了？你看，1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原来，汪东兴在收到邓小平4月22日的信后，于5月30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
6月27日，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此事可问杨德中同志如何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口头指示中办将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张闻天、乌兰夫和他们的妻子的工资自5月份起开始照发。
工资照发了，生活的拮据状况可以改变了。但大家都明白，这绝不单单是个钱的问题。在“文革”中，工资一照发，就基本上说明政治“问题”解决了。这其中的意味，实在太重要了。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宽裕了，母亲请工厂的负责人罗朋帮忙，找一个人来家里帮助干点儿杂活和照顾朴方。罗朋帮助找了一个叫缪发香的工人家属。缪阿姨来了以后，分担了一些父母亲身上的担子，特别是在照顾朴方的方面，减轻了父母亲许多重负。
从北京来时，朴方带来一个手摇的轮椅。回家后，由于父母亲的悉心照顾，他的身体不再那样病弱，体力也有所增强，在旁人的帮助下，可以每日坐到轮椅上，把轮椅摇到屋子外面，到院子里转一转。能够坐起来，能够到外面来，多好啊。在院子里，可以看见墙里墙外的绿树，可以看见地里种的各式各样的瓜菜，可以看见一群大鸡小鸡跟在老人们的脚步后面咕咕地叫，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可以看见风儿吹过梧桐树梢时那树枝和阔叶的摇曳，还可以对着太阳，把全身上下爽爽快快地晒个透。还是家里好啊。回想起来，北大、校医院、积水潭医院、三零一医院、社会救济院，真像是一场长长的噩梦。
6月10日，在天津七机部七院工作的小姑父栗前明要到江西出差。他先去四川成都，到二姑姑邓先芙和二姑父张仲仁那里，向他们通报了奶奶在天津的情况。听说前明要去江西看大哥大嫂，二姑姑说她也想去。毕竟许多年没见了，虽然不断地有通信往来，但大哥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二姑姑两口子和前明商量好，前明先去，如果能见到大哥，马上发个电报来，说“同意”。如果见不到大哥，就说“不同意”。三个人好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把“暗号”都商量好了。二姑姑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四瓶成都大曲酒找了出来，要前明给大哥带去。她一边把酒绑好，一边不放心地对前明说：“大哥就是爱喝口酒。你可要好好提着啊。”前明是个典型的憨厚老实人，他按照二姑姑的话，小心翼翼地提着这四瓶酒，从四川坐船，6月23日才来到江西。
前明来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小姑姑邓先群刚解放时才十几岁，跟着奶奶到我们家后，一直在大嫂的“领导”下长大，先是和邓林一起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学，后来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再后来毕业分配并和同学栗前明结了婚。从小到大这一切，都是大嫂一手操办的。所以，她跟大哥大嫂的关系特别的亲。小姑姑等于在我们家长大的，和我们几个姐妹从小就是玩在一块、闹在一块，没大没小的。结了婚后，前明受到小姑姑的“牵连”，也让我们给闹得没大没小的。
前明来江西，好多年没见了，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母亲责怪地说：“先群写信说你要来，可好久又没消息。我们以为你掉到长江里去了呢。”父亲也十分高兴，他只说了一句：“前明来了。”就赶紧给前明倒水喝。奶奶不在，家里“掌勺的”是父亲。前明来了，父亲就去厨房，说：“前明爱吃饺子，包点饺子。”说着就拿盆舀面。前明看见大哥为他做饭，赶紧帮着和面。在自己家里，都是让小姑姑“宠的”，前明从来没有做过饭，这下要帮大哥，却笨手笨脚地把面和稀了。父亲看着前明弄得一手的稀面，一副不可开交的样子，就说：“不会弄！掺点干面不就行了。一点都不聪明。”说着就忙着去烧火。前明一边往面盆里掺干面，一边看着大哥大嫂。在大热天里，大哥穿着一件破了几个大洞的老头汗衫，虽然满头大汗，但却熟练地烧火做饭。大嫂则跑前跑后，又是帮着在高温闷热的灶前拿扇子煽火，又是切菜烧水，忙个不停。前明看着看着，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在南昌公干两日，前明就要回天津了。临走前，他依依不舍地跟大哥大嫂道别，反复地说：“你们别太累着了。先群生完孩子，就让她和奶奶一起来江西。让她来帮你们一些忙。”
前明走前告诉我们二姑姑先芙也想来，还特地告诉我他们约定的“暗号”。爸爸叫我马上去给二姑姑发电报，说：“不要说什么同意，就写速来。”二姑姑接到电报，看到“速来”二字，和先前约好的“暗号”不一样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马上让二姑父去买火车票，还买了两大包包苹果、蛋糕、四川牛肉干什么的，带上就走。坐了两天火车，7月3日就到了南昌。
二姑姑也是在妈妈的“领导”下长大的，她的工作安排，她的婚事，都是由大嫂安排的。她的两个孩子，生下来后都是放在我们家，由奶奶和妈妈帮着带大的。直到“文革”爆发，1967年2月，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坏，妈妈才让我把两个幼小的弟妹送回四川。六年没见了，二姑姑多想大哥大嫂啊。
我到南昌火车站去接二姑姑。几年没见，我长大长胖了，二姑姑一下子都没认出我来。我在农村锻炼过，有的是劲儿，把二姑姑带来的两个沉甸甸的大包包提起就走，二姑姑在后面赶都赶不上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在我们住的小楼后面的山坡上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早就等在那里了，听见我的喊声，就赶忙在楼上的窗口问：“来了没有？”进家门后，二姑姑一眼就看见了大哥大嫂。大嫂穿着奶奶做的又大又侉的衣服，裤子老长老长的。大哥穿着个松松大大的汗衫，站在楼门口。一家人都在那里等着，个个笑得那么高兴，好像“迎接外宾”似的那么“隆重”。
二姑姑来了，全家又是一阵兴奋。二姑姑特会干家务活，她要帮父亲做饭，父亲不让。要知道，现在做饭可是父亲一个人的“专利”呀。父亲给二姑姑又做红烧肉，又做狮子头，还做了牛肉加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妈妈说：“知道你要来，我们端午节发的二十个皮蛋都给你留着呢。上次你让前明带来的酒，大哥也舍不得喝，看，还有两瓶没动呢。”爸爸说：“先芙，我们这里有肉吃哟。”二姑姑看着厨房里锅是锅、勺是勺，连擦桌、擦碗的抹布都分得好好的，一根一根挂得整整齐齐。二老不让她做饭，她只好帮助洗碗和干些别的。早上，父母亲要去工厂，六点钟他们就把早饭做好，吃完走时，还叮嘱我们，不要叫二姑姑，她一路累了，让她多睡会儿。二姑姑来了，妈妈可有了说话的人。她们两个人一天就是凑在一起，有那么多的话，说也说不完。六年了呀，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说。二姑姑把他们在四川的情况和她知道的外面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妈妈。妈妈也把这几年的经历一一诉说。父母亲每天到楼后边去摘丝瓜苦瓜，做来给二姑姑解暑。妈妈拿出她和奶奶做的糖腌桂花，和二姑姑一起包桂花汤圆。
住了十一天，父亲对二姑姑说，这里太热了，你早点去天津看奶奶吧。二姑姑来一趟挺不容易的，临走前，我们找出家里的一个旧照相机，想大家一起照张相。父亲正穿着一件破汗衫，在楼梯边上的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个盛米的盆子，正准备淘米做饭。我对他说：“二姑姑要走了，咱们照张相吧。”爸爸平生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照相，他说：“衣服都没换照什么相。”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楼拿了件外衣来，硬是给父亲穿上拖着他到院子里来。父母亲，二姑姑，还有我和飞飞，一起照了相。由于技术不好，这些相片照得灰灰的，但是，就是现在拿出来看，心中仍会有说不出的眷恋。这是“文革”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照相啊，而且还是在江西，在他的羁旅之地，和他的家人们一起照的相。看着这些照片，就回想起那时的生活。人的一生，有这样一番经历，是值得追念和回味的。
10月初，我们接到通知，中办同意朴方回北京，到三零一医院住院治疗。我们全家实在是太高兴了。特别是妈妈，她多盼着儿子能够得到治疗啊，或许还有好转的可能呢。10月7日，江西省革委会派了两个人，加上我一个，送朴方回北京治病。这次回北京，可不像我从陕北回来时那样坐大板儿硬座，而是货真价实的软卧包厢。四个人一间，还有铺的盖的，可真够舒服的。
我们在江西的生活环境的确是宽松得多了。不仅是生活上的宽松，更是精神上的宽松。六年之中，那根一直紧绷在心头的弦，已不再那样地揪心。虽然奶奶去天津小姑姑家了，做饭的“重任”落在了爸爸身上，但朴方已去北京治病，家务活儿毕竟少了许多。加上我和飞飞两个壮劳力都回来了，父母亲身心都觉愉快。这时，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也可以到步校我们的家中来坐坐。罗朋、陶排长、程红杏几个比较熟的人都来过。程红杏来时还一起帮忙包粽子，和妈妈有说有笑的。
回想一下“文革”六年以来，我们何曾有过这样的舒心，何曾有过这样的放松！难道真的是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