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自爆后，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周恩来的做法，在开始时，得到了毛泽东支持。
六年多以来，人人闹“革命”，个个去造反，全国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发出了一系列通知，进行各项调整工作，其中包括调整部分企业工人工资。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管理，恢复和健全被破坏的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还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经过整顿，各级企业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决定恢复对大型成套技术设备的进口。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旋即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周恩来主持的整顿艰难而又阻力重重，但经过艰苦努力，当年，国民经济即有所恢复，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五。
在致力于调整经济的同时，周恩来顶着阻力，大力纠正“文革”以来被严重破坏和扭曲了的党的干部政策。4月，由周恩来亲自指示、修改和审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以及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严重情况，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周恩来的努力安排下，1972年，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监禁，或得以住院治疗。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的“解放”，带动了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与此同时，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不治而死的事情，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督促安排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同志检查了身体。他和叶剑英一起，使军队中一百多位将军“解放”出来，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不少老同志从外地“五七干校”回京体检，并借此机会而获得了“解放”。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老干部纷纷从监狱出来，从“干校”出来，从“牛棚”出来，很多人恢复了工作。
这些整顿和纠正“左”的错误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温暖了千万人的心。“文革”爆发以来，那样的疯狂，那样的触目惊心，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人卷入其中，人人不得幸免。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苦难磨砺和大起大落的跌宕波折后，人们已经开始醒悟。如果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茫然不知所措的话，六年后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开始进行思考，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已经开始发出疑问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林彪自爆，真个是老天有眼。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有所自悟，实可谓苍生有幸。恰恰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更是深得民望深得民心。那些回到北京的老干部们，还没有分配工作，还没有检查身体，就赶紧走大街串小巷，寻访他们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想找找，他们想看看，看看谁还活着，看看谁回来了。战友重逢，不胜欣然。然而风雨六载，也实在不堪回首。他们相互询问，相互倾诉，谈论着各种“消息”，谈论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大批老干部陆续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在江西。虽然他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好转，但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关于他的进一步的消息。这时，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的对外联系面比以前宽了一些，南昌步校小楼的消息也不再那样闭塞，许许多多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对于这样一个形势，父亲做出了清晰的分析。此时，他的目的更加明确。他要争取回北京，他要争取复出。
1972年8月1日，父亲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和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报告的传达。
在这次听传达后，父亲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两日之后，即8月3日，此信经江西省革委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父亲用大量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进行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父亲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明确地提出了工作的要求。他写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父亲知道，毛泽东是要看他的表态的，其中既包括对于林彪的批判的态度，也包括对于他自己的“错误”的态度。信送出后，父亲相信，毛泽东会看到的。但他没有想到，毛很快地便看到了这封信，而且很快地作出了批示。
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上写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对于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批示。虽然在批示中并未提出要重新起用邓小平，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为邓说话。可以认为，到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真地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但是，“文革”发展到此，事态已经演变得非常复杂，到了相当失控的程度。也就是说，连毛泽东这样可以“指点江山”的伟人，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想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了。
毛泽东此时想要重新起用邓小平，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第一，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犯了“错误”、被打倒的。要重新用邓，就必须要对邓的“错误”有个交待。第二，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而此时，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已成为继续进行“文革”的唯一的支撑力量，在运动方面，毛泽东对他们是倚重的。他们的反对，毛泽东也不能不有所顾忌。第三，对于像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起用，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危险的一面。说透了，就是这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是否会翻“文革”的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对于起用邓小平，采用了一种先“造声势”，继续观察的方式。
林彪虽然倒台了，但中国的政坛仍不宁静。在继续进行“文革”的道路上，仍旧充满了激流和险滩。
毛泽东对“文革”中的一些过激和过左的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容许周恩来在一定范围内做出调整。但是，周恩来所进行的纠“左”和对“无政府主义”混乱局面的批判，却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伙的极大不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大员，公开诬蔑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是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并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错误地站在了江青等人这边。毛泽东的表态，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批极左再次成为禁区。
对于毛泽东来说，吸取教训，纠正一些过激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否定他所坚持奉行的那条极左路线。这是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政治生涯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的最后的“原则”和立场。毛泽东的立场不变，“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没有结束。这场政治大闹剧、大悲剧的道路，还没走完呢。
北京政治舞台上的风云跌宕起伏、瞬息万变。在江西的邓小平的处境，在总的大形势下，进一步地宽松好转。
父母亲的境况的确是大大好转了。江西省委内恢复了工作的老同志黄知真不但亲自来看我的父母亲，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更多的关照。由于步校经常没水，洗澡困难，省里安排我们一家人每周去省委招待所洗澡。在我的父母亲的要求下，经请示，批准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和他的妻子来江西，帮助我们料理一些家务。他们来后，父母亲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虽然朴方已去北京治病，但家里一点儿也不寂寞。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到现在还没有给学生分配工作，于是学生们便开始“造反”，全都跑回家了。邓林也就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分配。自“文革”以来，她们艺术院校“造反”也厉害，管得也严，难得这样在家里住着优哉游哉。
邓楠也回来了。她这次回家可了不得，是准备生孩子。要知道，她肚子里的，可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儿呀。邓楠俨然一副大功臣的样子，挺着个大肚子，在家里转悠来、转悠去，什么活儿也不用干，还尽吃好的。妈妈专门为她生孩子“坐月子”做准备，养了十几只鸡。不过，我认为，她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以前妈妈说过她苗条，现在可就“面目全非”喽。肚子大当然不足为奇，但整个人也都变得胖乎乎的了，活像个大圆桶。她还借口为了孩子，使劲儿地吃。不过，她吃饭也的确是香。看着她吃得这么香，爸爸就打心眼里高兴，妈妈则忧心忡忡地说：“也不能太胖了，将来不好恢复。”为了不让邓楠长得太胖，也为了将来孩子容易出生，大家逼着邓楠运动。父亲每天在院子里散步，命令邓楠跟着他一起走。一开始，迫于无奈，邓楠还腆着个大肚子跟着走。但没走几圈，她就不干了，嚷嚷着说“爸爸走得太快了，跟不上”，便逃之夭夭了。对于这样一个女儿，父母亲也还真的没招儿。
我和飞飞已在南昌上大学。我们那一批是江西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当时全国的大专院校刚刚恢复招生，学生不是从中学考进来的，而是从工厂、农村和各单位“推荐选拔”上来的。大部分学生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一些从工厂、农村来的学生，学习更加困难。这种小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也是“文革”的一种特殊产物。这样低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大学课程呢，只好先补文化课。文化高的地区，补习文化课一般用半年时间，但江西的学生文化水平太低，用了整整八个月来补习文化课。文化课的内容，不过是原来初中的数、理、化。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一，飞飞虽然只上了初二，但在这六年中，他已经自学到大学一二年级的理工科水平。我们虽然在农村插队，但一直都在不间断地利用时间自己学习。在我们家中，父母亲特别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和教育，不但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习好，要上大学，而且要求考上好的大学。父母亲从小教育我们的这一想法，成为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学生生活所追求的明确目标。“文革”开始以后，哥哥姐姐们好歹都是大学毕业，就是我和飞飞没上过大学，这成了父母亲的一块心病。所以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这下好了，我们两个人上了大学，总算是了了父母亲一个大心愿了。
虽然在不同的学校里上的是不同的科目，但我和飞飞的文化水平在学校里都算是高的，补习文化课时，我们其实根本不用再学，于是就在班里帮助同学们补习功课。这样的“学习”生活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太轻松了。飞飞比较遵守规矩，而我则找空子就溜之乎也，经常回家。我们家的人，都实在太恋家了，总是愿意凑在一起。直到现在，一个个都五十老几的了，十几口人，还都住在一块儿，“赖”在妈妈身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