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自爆事件，不啻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当惊世界殊”的大事。
事情的爆发，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件足以令万众额手称庆的大快人心之事。但是，这个事件，也用极其冷酷的方式，为“文革”这场运动，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毛泽东为保障他的革命路线的不断进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选择接班人的失败，不仅关系到看错了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于“文革”以来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及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林彪自爆后，虽然众口一词都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林彪叛逃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话。’”
毛泽东对于他所追寻的革命理想，对于他所制定的革命路线，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自己坚信不疑，也绝对不容他人置疑。但是，林彪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具体措施重新审视，特别是对于一些以前他认为既要革命就必得矫枉过正的“文革”中的过激做法，加以更正。
林彪覆亡后，首先，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由周恩来主持。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原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工作。
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务院（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军队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革”运动方面，由江青集团全力“担当”。
林彪覆亡前，中国政坛上的主要阵营，分为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勾结是他们之间的事，角斗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林彪覆亡后，政治分野变化，基本格局为：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方则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熟读中国古籍史典，通晓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类事件和人物，无不在他脑海里投下鲜明的印象。帝王将相之仁政与霸道、文人墨客之浪漫与高傲、义士侠客之叛经逆道，还有那些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涵盖的智慧、哲理、思维方式，也无不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现代的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情怀，是浪漫洒脱诗情画意；他的思路，是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的行为，是我行我素汗漫不羁；他的战略，是沉着挥洒无往不胜；他的政治，则既有执着又有霸气。青年时代的他，是挥斥方遒豪情满怀的革命者；盛年时代的他，是指点江山气势宏大的战略决胜者；而老年时代的他，在追求理想的自信与急切中，越来越浓重地添加上了偏执的阴影。
他先选刘少奇，后选林彪，相继的失败，使他难于再相信任何一个个人，也再不会把权力相对集中地赋予任何一个个人。如果说，以前他也曾注意过在他以下的权力的分散与平衡的话，那么，到了此时，他就更为介意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毛泽东从来信奉对立的统一，在他的晚年，在驾驭政治问题上，他更把这一信条用于实践。对立统一作为一个哲学法则是对的，但如果用在政治上和人事上作为相互制衡的手段，则就要另当别论了。这是一种险着，如果运用不当，不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甚至还会是很危险的。此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不管在人事上怎样安排，总之，毛泽东是对于“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审视，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文革”初期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有所认识，在一些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进行纠正和调整。
在纠正一些极左过激做法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逐步地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首先，毛泽东为被批判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高级干部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他又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纠正对陈云、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对于这些曾和他一起生死与共、共同战斗、共同开创新中国历史纪元的老同志，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多次公开讲道，处理有错，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并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于此时已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他也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立刻抓住时机，从全局上尽其可能地、尽快地推动干部的解放工作。周恩来的努力，使一大批干部解除了被羁押、被看管、被迫害、被强制劳改的状况，有的还获得了平反和恢复了工作。“文革”以来那种极其混乱的随意打倒、随意批判的局面终于遏制住了，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获得了重生，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文革”以来那一派肃杀严酷的政治气氛，终于得到缓解。冬天虽然寒冷，但一阵暖流开始流动在人们的心间。人们那紧锁了多年的眉头，开始舒展。
1972年，就在这股涌动着的暖流中开始了。
在林彪覆亡之后，在大批解放干部之时，毛泽东一定想到了邓小平。1967年，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他就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那么，此时，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1972年1月6日，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
1月10日，一个时值三九却并不寒冷的冬日，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追悼会。陈毅曾因所谓“二月逆流”被批判，愤懑忧郁之中患了癌症，不治病逝。他的辞世，使人们多年积蓄在心中的抑郁迸发了出来，一片控制不住的悲伤弥漫在追悼会场。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在长长的大衣里面，毛泽东仅身着一袭睡衣，花白了的须髯垂在颔下。他走到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他在一起的老战友、老部下的遗像前，郑重三鞠躬，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这些关于邓小平的消息，虽然已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但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里，我们家的人对这些并不知晓。不过，从我们日益宽松的生活上，可以嗅到一些让人感觉得到的积极气氛。
1972年的元旦，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三个子女：在望、大蓉和二蓉。他们是从江西老干部刘俊秀那里打听到邓伯伯的住处的。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全家异常高兴。要知道，他们可是我们这个步校小楼中的第一批外来的客人啊。李井泉叔叔家和我们家的关系相当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文革”以后，我们两家只是相互听说一些对方的不幸遭遇，但多年没有见面了。李家三个兄妹告诉我们，他们的爸爸李井泉“文革”初期被打倒后，在四川常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仅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就有一百多次，后来被送到北京，至今仍关押在卫戍区监狱。他们的妈妈萧里阿姨因不堪虐待，“文革”初期被迫害身亡。家中几个孩子，老二在“文革”初期贴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表达了对毛泽东极左做法的不满，被造反派毒打致死；最小的老八也被关在北京一个叫“少管所”的地方。其他几个孩子，现在大都在江西临川老家插队或在工厂工作。听着他们的述说，大家都神色黯然，深感伤怀。
父母亲听到老同志家中的不幸，一定感触良多。他们尽可能地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李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天后，回临川去了。临走前，妈妈一再地对他们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后来，李家的几个孩子三三两两的，来过我们这个步校的家好几次。特别是他们家的小八华川，年龄最小，被关了几年才放出来，最让人心痛。他来的时候，妈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走时还怕他生活没有着落，硬塞给他一些钱。李家的孩子没有了家，但我们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虽然周恩来已开始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虽然我们家的政治处境已经随之而有所改善，但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干部，还在忍受着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