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方懂得技术，平时又总爱摆弄电器和装修收音机，父母亲怕他一个人躺在那里闷，就把家里一个最好的收音机给他，让他听广播解闷儿。朴方一看，这个收音机是有短波的，就调调试试，每天收听短波电台，有的时候，还能收到一些外国电台的播音。老年人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三位老人使用了两年，都不知道什么长波短波，朴方一下子就全弄明白了。“九一三”后的一天，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朴方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到了“十一”国庆节，国家照常地进行庆祝活动，却取消了从建国以来每年国庆都有的游行。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中，特别是在关于国庆节的报道中，没有了林彪，这是极其异常的。哥哥对我说，可能林彪出事啦。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语。
林彪自爆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我一会儿到哥哥的屋子里，一会儿到奶奶的厨房里，心神不安地打着转转，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八十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我迎上前去想问。妈妈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厨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写：“林彪死了！”在“文革”中，为了防止“隔墙有耳”，我们经常这样用在手心写字的方法“说话”。当我看清这几个字时，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热血一齐冲到头上。因怕有人听，当时也不敢多问。我快步走到哥哥屋里，关上门，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我看见哥哥浑身绷着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来后，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确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而今天，罪恶滔天的林彪，终于死无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由衷地拥护，信中所写，均是发自内心。多少年不能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文革”中邓小平之所以被打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林彪。但在同时，毛泽东坚持保留了邓的党籍，这其中又不可能不隐喻着政治因素。在这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小平本人，则无论处境怎样恶劣，都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是为了保存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当然，在逆境中，他不可能做任何无谓的幻想，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作为一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员，看到政治混乱，看到恶人当权，看到社会动荡，看到人民受难，他怎能不耿耿于怀，怎能够无动于衷！在被批斗中，在羁押中，他没有放弃希望，也没有停止思索。林彪倒台以前，他的目的明确，就是保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现在，林彪自爆了，他的目的就更加明确了。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在这历尽坎坷的五年之中，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作过很多的思考，心中已经沉淀下足够的准备。如果有这么一天，能够复出，他就要以自己的赤诚之心，要以在几十年革命风浪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智慧，挽狂澜于既倒，报效他所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此时，以丰富的政治经验，父亲清醒地认识到，林彪虽死，中国的政坛仍然不会平静。老干部要想复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争取，机会就会瞬间即逝。林彪自爆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安排和人事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机，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
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给毛泽东的、谈有关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看到此处，一股暖意在我胸中涌流。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难的时刻还会为我们操心的，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父亲。
在2月份的时候，父亲因大儿子来江西的事给汪东兴写信后，上面曾交待他不要再写信了。但这次，他不但又写了信，而且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