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
那辆载着父母亲、奶奶和邓林的简陋的吉普车，车窗紧紧地关着，厚厚的窗帘也严严实实地拉着。车子驶出中南海后，颠颠簸簸地在北京转呀转的。在车内，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感觉知道车子有意转来转去地绕了很多的弯。一路上大家无语。走了很长时间，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下车一看，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
到了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看着身边忙碌着的人们，邓林不禁怅然。朴方瘫痪在三零一医院，邓楠被学校疏散到北京郊区，毛毛和飞飞分别在陕北和山西插队，来送父母奶奶远行的，只有她一个人。到了分别的时候，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三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奶奶是小脚，年纪又大，上起来特别费力。到了飞机舱口，父亲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层所淹没。
这是一架老式的伊尔—14型军用飞机，机号为3287，机长李骏。起飞地点是北京沙河机场，飞行目的地是江西南昌。飞机上的乘客共有五人，除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外，还有负责押送的“邓小平专案组”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飞机前部靠舱门的地方放了一张铺着褥子的折叠钢丝床，这是怕年迈的奶奶不惯乘机临时放的。妈妈与奶奶就坐在上面。床边临窗处放了一个折叠桌，父亲就坐在桌旁。“邓专案组”两人坐在机舱后部。
在没有隔音设备的机舱中，只有引擎的轰响，始终没有人说话。机组人员拎着暖水瓶，也只是用手拍拍铁皮，用动作问大家是否喝水。回答也只是摇头或摆手而已。
沉默，无语。不沉默又能说什么呢？这次离开北京，究竟是祸多还是福多？虽然是战备转移安置，但是否带有结论性处理的性质？此一南去，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北京、还能不能够再回北京？在江西的生活，与中南海的囚禁生活不会一样，但又会是什么样子？两年多的囚禁，连中南海外的北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千里之外的江西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可以和孩子们往来了，但是天各一方，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能来江西吗？
在飞往江西南昌的飞机上，即使脑海中想到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答案。“文革”的前景，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发展，都没法预料，更不要说个人的命运了。在“文革”运动的政治风云中，决定政治前景的，决定个人命运的，往往是许许多多出人预料的变数。而这些突发的、有时甚至带有闹剧色彩的变数，给个人，给社会，给国家所带来的，是意外，是损失，是政治的大悲剧。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
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前面所提到的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地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
根据临行前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的交待，“专案组”人员急于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片刻不敢耽搁。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
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专案组”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邓小平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文革”这样一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
其实，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邓小平的情形，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方面，毛泽东要批判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打倒了邓小平；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而且自始至终让中办，也就是让汪东兴直接管邓小平的事情，从未让林彪、江青等人插手。可以说，在批判打倒的同时，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邓小平，包括他的人身安全。现在想起来，如若毛泽东不想保邓小平，如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小平的权力，那邓小平的命运，将会截然不同。
在“文革”中，毛泽东保护，或者说保留了的，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干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说起。毛泽东选定林彪为接班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争年代，从井冈山起，林彪就是毛泽东的得意部将。林彪能打仗，有战功，特别是在许多次党内或军内出现矛盾时，能够站在毛泽东的一边，甚至不惜以其少年好胜之势与人争执。解放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极力附和批判彭德怀；60年代，林彪大力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与广大干部致力纠“左”，林彪却与众不同地对毛泽东吹捧阿谀。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问题不免带有感情色彩。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林彪是他的人；现实中，林彪不像刘、邓思想那样右，并会高举他的思想旗帜和忠于他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之后，毅然决定选择林彪为新的接班人，并借助林彪所控制的军队势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过，在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的同时，他对于林彪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和放心。特别是在林彪的野心不断膨胀而又有所显露之时，毛泽东更是多了一份警惕之心。
其次，对于江青等“文革”势力，毛泽东的态度则更为微妙。综观“文革”始末，毛泽东为了用“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起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作为策划者、发动者和“运动”的基本力量。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左”派，是他的路线和思想的真正卫士。但是，对于这些人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愈来愈明显的猖狂和政治劣根性，毛泽东已有察觉，在使用上也开始有分寸和节制。毛泽东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国务院，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外交，始终没有让他们接管军队。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只把他们当作“运动”的急先锋，当作贯彻他的理论、路线的一种保障，而绝没有把他们作为安邦之才和治国之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保持了应有的清醒。
毛泽东对于他所使用的“文革”两大势力，既倚重，又警惕；既使用，又观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热情澎湃地致力于运动的时候，他尚能冷静地心存一念，保留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林彪、江青等人是“革命”的力量，但绝不是治国之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革命”是要搞的，但“革命”之外，还有经济建设，还要进入共产主义，还有可能再打大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任务也都还重着呢。这诸多重任，仅靠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完不成的，加上江青等人也不可能完成。在毛泽东的心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些老同志，不能全都打倒，还要保留一批人，还用得着这批人。本着此意，在这次战备疏散安置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安排好这批老人。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主持疏散安排，他知道，只有周恩来，才能够真心诚意地安排好这一批人。毛泽东对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安排专门有所交待，说还要他们，说还离不了他们，说还用得着他们，说还要找他们，这些，都是他心中的真实思虑。
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心态。在为完成不断革命的理想所选择的特殊途径之上，在所用两大派系之间的有分有合与明争暗斗之中，在革命激情高涨之时，毛泽东仍保持了一份冷静与多虑。在“文革”“大乱达到大治”乱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对于运动的狂热和野蛮进行了一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对大批干部的进一步打倒和迫害，并逐步恢复了一些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尚属清醒的做法，有意无意之间，为未来的中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保留了可贵的基础和生命力。
毛泽东对这一批老干部的保留，可算是他晚年政治作为中少有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