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6日下午四时，父亲、母亲和祖母三人，离开滨江招待所，由江西省革委会安排，前往他们在江西的住地。
前面一辆小车，坐着父亲三人等，后面一辆卡车，拉着他们的行李。车子一路飞驰，穿过南昌市区，跨过八一大桥。从车窗望出去，阳光下，赣江之水浩浩汤汤，闪着如练的银光，一路向东，奔流而去。江水湍湍，日夜不息，对于横跨在江面的大桥，对于那两岸的田园丘壑，它是永远的来者，也是永远的去者。江水永远不会停留，也永远不会有所眷恋。看着这江，这河，这生命之水，滔滔而来又滔滔而去，你会感到它在你的心头流淌，让人永远不会忘怀。
过了赣江，西行约十公里，到了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车子拐上一条沙石马路，路的尽头一个大门，无人而敞开。这就是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进了校门，一条笔直的沙石大道，路边两排高大的梧桐，树树相连，叶叶相依，茂盛而浓密。绕过为树木所掩映的原步校办公大楼，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漫坡而上，小丘之上，碧绿高大的冬青环绕而成一排院墙。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一座红砖小楼和它灰色的屋顶。
到了，到“家”了。这个陌生的、但让人一眼望去就顿感亲切的“家”。
两扇灰色的木板院门打开，车子进去。这是一个环形的院落，中间一栋两层小楼，楼前四株月桂。进门楼下一个空空的中厅，右边一个门，进去有一间饭厅，一间厨房。上了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楼上一个起居室，两间卧房，一个厕所。向南一个长长的大阳台，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满目苍绿。从阳台可以通楼上的另一侧，应是同样的布局，但不由他们使用，也就不得去看。
对于这样一个条件不错，地点幽静的住处，第一个感觉，是满意的。
父母亲三人在来人的帮助下，忙着从车上搬下行李，再将东西一件件地搬上楼去。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八十岁，但到新“家”的“兴奋”让他们不顾年龄与身体，挽着袖子，走上走下，努力快干。不知不觉之间，已是夜幕降临，楼里亮起了灯光。在几乎空旷无人的步校校园内，在一片黑暗静寂之中，从这个小楼上发出的灯光，尽管不亮，但却充满了生气，给寂寥沉静的大院带来了一点久违的热闹。
送他们来这里的“邓专案组”人员和江西的其他人，任务算是完成，早就交差了事走了。有两个人留了下来，一个是由江西省革委会派来的叫黄文华的省军区干事，和一个姓贺的小战士。干事是派来负责监管邓小平及其一家从日常生活到去工厂劳动等诸项事宜的。他的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对邓及其一家，既负有监视的任务，又负有保卫的责任；既要向上报告邓一家的有关情况，又要负责传递邓与上面联系的信件和要求。在他住的房间里安有一部电话，可以随时和省革委会保卫组联系。战士小贺，负责买菜等需要外出的杂事，并“兼职”给他的领导——就是那个干事洗衣服打扫卫生。他们二人住在楼里另一侧的楼下，在今后的江西岁月中，成为在这个小楼中居住的另外两名成员。
行李大致搬好，床铺铺好，算是初步告一段落。这时已到了晚上十点钟，大家都已累得筋疲力尽，却还没顾上吃饭。黄文华和小贺到驻在步校的一个炮团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又煮了一大碗蛋汤，大家各自吃了。
简简单单地吃了一点东西，算是到新家之后的第一餐饭。之后，已经十分疲倦的父母亲和奶奶关了楼下的灯，上楼歇息。
夜阑人静，万籁无声。在江西步校的这栋小楼中，三位老人睡在略感潮湿的被褥里，度过了他们羁旅生活的第一夜。
当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的住处忙于收拾整理，开始新生活的时候。“邓专案组”人员完成解送任务回京，向上报告如下：“22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军××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
父母亲到步校后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于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对于“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这样的态度也就算是过得去了。谁想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年之后，却因上了林彪的“贼船”而结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革”中，不知有多少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
程世清走时，随他一起来的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保卫部长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陈昌奉在长征路上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也是个老红军，一些来江西的老同志的安全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10月的江西，是秋天，又不似秋天。天还不冷，树还鲜绿，梧桐的阔叶仍然蔽日遮天。父母亲三人住进步校中的小楼后，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虽然刚到江西时在机场，父亲偶然地被人称了一回“同志”，但他毕竟还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来江西仍属半软禁和监管性质。除了以后可到工厂劳动之外，不能随意外出，连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随便出去。当时，除了院内两名军人外，他们只觉得院外还驻有部队，但并不知其人数。父亲曾向中央保证不与外人来往，其实在这样严密的层层监管之下，即使想要来往也不可能，就连我们这些子女想来探望他们，也必先征得江西省革委会的同意。
虽然这种生活仍是没有自由的生活，但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已十分满足。比起在北京中南海那种完全的监禁，如今这个步校，这个小院，这栋小楼，气氛已经轻松了许多，生活也自然了许多。他们很快地熟悉着这种新的生活。
收拾好行李后，生活开始按部就班。三位老人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父亲虽已六十五岁，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等。妈妈年龄最“小”，只有五十三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奶奶虽已年近七十，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三个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料，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以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
到江西后，可以与儿女通信，母亲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收到信，看着妈妈那久违了的隽秀的字迹，体味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切和思念，我的泪水不住地流，真想插上翅膀立刻飞到他们身边。
生活安顿下来后，思念四散在各方的儿女，成为父母亲最大的心事。到了此时，父母亲的工资还一直照发，按说是不缺钱的，但父母亲惦念着我们这些孩子们，所以过得十分节俭。邓林、邓楠算是大学毕业，有工资，可以自立。朴方病瘫在医院，无任何经济来源。小女儿和小儿子均在农村插队，一般生活所用尚可靠劳动所得维持，但却无力添置衣物，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在步校小楼那表面上甚是平静的生活中，父母亲的心头，萦绕着许多不可化解的思念与忧虑。他们和奶奶商议，要尽量节俭地过日子，不添衣，少吃肉，唯一的奢侈，就是父亲的烟。抽烟，是父亲长年的习惯，也是在寂寞之中的唯一嗜好。但此时，为了节省，他连烟都少抽了，有时一支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他们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三人每月花费才六十元，其余的钱，为了儿女都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