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界东部地区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接连发生两国正规军武装冲突。自194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生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在经历了一段兄弟般的友好时期后，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分歧进行论战，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进而演变到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1964年以来，更是频繁发生边境事件。这次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则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由于对形势过于严重的分析，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准备打仗。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文革”“要犯”。老同志中，朱德、董必武到广东，叶剑英到湖南，陈云、王震等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到河北。“走资派”中，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他亲自交待，“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十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一次，一是算对前次邓写信希望见他的回应，二是把准备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小平夫妇。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当即表示同意。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也表示可以。
父亲虽然对被疏散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使人减轻了不安。汪东兴许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
因为汪东兴即将陪同毛泽东到外地，就把一些工作交待给王良恩办。不久，王良恩一人又到邓处，察看走前事宜。母亲向他提出，家中有许多藏书准备这次带到江西去，想请帮助做几个大木箱子。另外她和父亲多年习惯于睡觉时保持卧室黑暗，想把现在卧室的旧窗帘带走。不知什么原因，王良恩对两个要求都不同意。父亲很生气，提出要再见一见汪东兴。不久汪东兴就又来了，不但同意帮助做几个装书用的木箱子，还同意把那副旧窗帘带上。他还对父亲说，你们要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后你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文革”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管邓。这次汪来见邓，不但态度很好，还许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最起码，使邓夫妇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不管是学习性质的也好，改造性质的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北京这种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父母亲心里安定下来，加紧收拾行装。
在父母亲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去江西的时候，邓楠所在的北京大学因“一号命令”，要把学生疏散到京郊怀柔县。邓楠要走了，父母亲提出要求，希望批准在河北宣化的邓林回京帮助收拾行李。经中办批准后，邓林得以回京见到了两年多未见面的父母亲。不过，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工夫来叙家常，因为去江西的行程已近。
离京前，在母亲的要求下，中办同意她去三零一医院看望朴方。在医院的外科，还没有走进病房，母亲想到才两年没见，一个以前高高大大爱跑爱跳的儿子，就这样瘫痪了，顿时心如刀割，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陪同她来的人劝慰她，说这样对孩子也不好。母亲先找了个椅子坐下，等逐渐冷静下来后，才忍住悲伤，擦干眼泪走进病房。见到了儿子，看到儿子住一个单间，病房条件还好，母亲略感心安。不管怎样，在离开北京之前，能看一眼儿子，总是了了一个心愿吧。从医院回家后，母亲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儿子进了三零一医院，总会获得更好的治疗，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减轻病情，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行期在即，父母亲忙着收拾行装，无暇他顾。他们更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他们的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对接电话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带一个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还有王震同志夫妇，全家去江西……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劳动也不行……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太习惯，你们要适当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吃饭当然是他们自己花钱，但房费不要太贵了。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已告诉你们了，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先向他汇报一下。这些同志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定下来。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总理的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三百五十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程世清，靠着造反夺权起家，“文革”中，也是名声不小的一个人物。尽管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的指示，他也不敢怠慢。想了一下后，他对程惠远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做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同志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总理指示得这么详细，这么具体。江西的人议来议去，左也不成右也不成，干脆，请北京来人，看看再定。
10月21日午饭后，“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他们的上级“二办”通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主持，参加会的还有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的人员。王良恩说，王稼祥疏散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并交待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上了‘九大’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文革”前又是挂过像的，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清楚了吧？好，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赶到沙河机场上飞机。”
在中办和江西为邓小平去江西的事情忙着的时候，父母亲和大姐邓林也在抓紧收拾东西。父母亲平时的生活简单，生活用品很好收拾。但既然允许他们带书走，就要尽可能地多带点儿。他们到院子后面的大书房中去挑选，把我们家多年来珍藏的马列主义著作、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一本一本挑出来，装进中办帮助做的几个大木箱子里面。他们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由这些书来陪伴那些不眠的日日夜夜。
临行前的头一天，也就是10月21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父亲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
正如所愿，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