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维护和坚持他的反修防修的革命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此次会议几大成果如下：一、会议从政治上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斗争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以此为据再一次肯定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二、会议通过修改党章，正式明文确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三、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批“文革”干将和造反派头头进入中央委员会，从组织上为实行“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做出保障。
会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文革”先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及林彪死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等林、江两大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据了政治局半数以上的席位，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大权。
毛泽东此时一定认为，他亲自发动的这场震惊中外的“革命”大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文革”的伟大历史地位，也应该说基本得到了确立。在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也曾讲过，“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
真是差不多了吗？事实，离这个“差不多”，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由于自“文革”开始以来即存在着对运动的极大分歧和重重阻力，由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种新的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各地各单位十分严重的派性及武斗远未平息，更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目标和错误的举措，使诸多问题和诸多矛盾纠合在了一起，好像一个巨大的多头线团，七缠八绕，拆也拆不散，解也解不开，怎能够以一次党代会了之？
毛泽东自己也曾问过，都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对于这一问题，别人回答不了，他自己的回答中，也显露了极大的矛盾。他说到1969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但又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说：“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他号召要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学校。照这样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将更加深入地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的思想与现实的极端脱离，他对形势极其错误的估计，以及对林彪、江青集团的重用，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对运动的驾驭和控制。在以后的“文革”岁月中，他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他所没有预见到的、更不愿意看到的混乱局面。
“文化大革命”到此，已经三年了。但是，“文革”的道路，才走了三分之一还不到，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
“九大”后，也就是1969年的5月3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九大”的召开及各项决议表示拥护，请汪转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在信中，他询问，“九大”开过后，不知是否已到处理他问题的时候，并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他向毛泽东表示，将无保留地接受党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并保证永不翻案。信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
正如他所愿，这封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了，并批转给林彪及在京政治局委员阅。
邓小平的表态，一定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印象。其一，邓小平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在以后的讲话中还曾提到此点。其二，证明毛泽东决定不开除邓党籍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这一决定，为今后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
可能是以上这封信所起的作用，“九大”以后，父亲的处境有所改善。对父母亲最为重要的，就是允许子女进行探望。
那时，我和弟弟已分别到陕西和山西插队。大姐邓林随中央美院全体学生迁到河北宣化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和劳动。哥哥朴方致残后一直在北大校医院，“一二二六”后身份已从“反革命”变为“可教子女”。“九大”前后，一定是有人作出了决定，落实政策，朴方被送到在骨科方面享有盛誉的积水潭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朴方算是解除了监禁，一些北大的同学——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反革命”学生——也可以到医院来看他了。二姐邓楠在“一二二六”落实政策后被“接回”系里，在那里等待学校分配。在朴方转到积水潭医院后，有一天，中央文革属下大干将谢静宜突然把邓楠叫去。谢静宜，响当当的“文革”风云人物，这么大的来头，她找邓楠会有什么事呢？原来，谢静宜要去积水潭医院看邓朴方，让邓楠“陪同”。“文革”以来，别人对我们这些“黑帮子女”态度不好是正常的，训斥责骂也是正常的，可对我们和和蔼蔼客客气气，倒真成了咄咄怪事。至于“看望”这一类的词，在不明就里时，反倒会让人感到奇怪和不安。不过，总是希望通过谢静宜的这次“看望”，使朴方的处境进一步改善，至少不再变坏吧。
这以后不久，邓楠接到军宣队通知，告诉她可以去中南海探望父母。乍一听到允许看望父母，邓楠虽然心中高兴，但却一时不敢相信，她试探性地说：“不是要划清界限吗？我不去。”军宣队的人回答：“是组织上让你去的，以后每个星期都可以去。”邓楠心中的不安和疑惑一扫而光，她坐上公共汽车，心急如火，紧赶慢赶地奔向中南海。
在中南海，父母亲接到通知，说孩子们周六下午要来探望，二老十分兴奋。要知道，快两年了呀，快两年没见孩子们了呀。这近两年的时间之中，每一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在怎么样地思念着孩子们呀。而今天，终于可以见面了。中午，二老连午觉也没睡，吃完饭就坐在那里等。盼呀盼呀，好不容易邓楠来了。这是久别后的重见，一边是女儿亲热地叫爸爸叫妈妈，一边是二老久违了的激动的笑容，一家人完全沉浸在喜悦兴奋之中。妈妈后来说：“两年没见了，看到邓楠完全变成个大姑娘啦。那么苗条，越长越漂亮了！”妈妈看着女儿，真是越看越喜爱。爸爸伤心的时候不说话，高兴的时候也还是老样子，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一见面就说不完话的母女二人，静静地笑着。
妈妈原想，让见子女了，一定一来一大群，可只来了一个邓楠。她问：“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邓楠告诉妈妈，邓林跟学校去了河北宣化，和同学们一起在那儿劳动。毛毛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了，飞飞也去山西忻县插队了，他们常来信，都挺好的。妈妈问：“胖子呢？”胖子是朴方的小名。邓楠避而不答，说：“哎呀，我的头发脏死了，我要洗头。”于是跑到厕所，开开水龙头就洗起头来。妈妈觉得不对，跟着追到厕所。邓楠越是回避，越是不说，妈妈就越是一个劲地追着问。后来，邓楠才把朴方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父母。听了后，妈妈哭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女儿来时的欢愉之情，此时已一扫而光。妈妈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父亲还是无言，只是不停地抽着烟。邓楠走后，父亲劝慰母亲，既已如此，要尽量想办法让儿子得到治疗。
亲人重见，本应是高兴，可是，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高兴和欢愉，往往总是转瞬即逝，并随时会为悲伤和痛苦所掩盖。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亲的心怎能平静？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以使朴方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信作了批示。中办主任汪东兴与解放军三零一医院进行联系。三零一医院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勤部部长是林彪的大干将邱会作。在林彪当权的情况下，三零一医院的领导不愿意接收“有问题”的人。当时，连陈毅元帅得病后，要想送进三零一医院治病，三零一医院都不愿意接收。这一次，要送的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院方当然更不愿意接收了。汪东兴不得不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拿给他们看了，才把朴方送进了三零一医院。有林彪把持着军队，中办要想办点事儿都艰难如此。
8月5日，朴方从积水潭医院转院，住进了三零一医院的外科病房。在积水潭医院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检查和治疗。有一个老教授曾给朴方看过病，但这个教授本人也因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正受着冲击，所以根本不可能提出什么治疗方案。朴方患泌尿系感染常发高烧，医院给他打链霉素时没有注意，造成一边耳朵完全失聪，可见“文革”中一些医院的混乱和不负责任。到三零一医院后，医院让朴方住一个单间，开始时管得很严，不许别人随便到他这里来，后来就慢慢地放松了。在这里，朴方虽然还是频繁发生泌尿系感染，经常发高烧，但医院开始给他进行一些检查治疗，并用针灸给他治疗截瘫。一些医生、护士和病友们也都对他不错。气氛相对轻松，朴方的心情也就大不相同了。
儿子能进三零一医院，父母亲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希望儿子得到最好的治疗，想看看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最起码，也希望他今后能在生活上自理。要知道，朴方才二十五岁，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