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以一袭黄袍加身，就摇身变为宋朝皇帝。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建国后如何处理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大将兼手下兼朋友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赵匡胤以酒论心，轻松地解除了开国元勋的兵权，稳固了宋朝的江山。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但是，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叛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从各种记载看，赵普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要比宋太祖更为积极。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另一方面，也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陈桥兵变”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随即擢升为禁军统帅。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赵普，却身份依旧，十几天后，也只是被授以四品的枢密大学士。范、王、魏（即范质、王溥、魏仁浦，皆为后周宰相）三人罢相后，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这种安排有策略方面的考虑（安抚后周旧臣），但也反映出太祖此时对文臣不甚重视，以为当不得轻重有无，故不急于调整。其实，让魏独留相职，将枢密使一职改任赵普，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宋太祖不做此安排，不但是对赵普的不公，而且可能会导致禁军将帅兼领枢密使的复杂局面。这种局面一旦形成，赵宋开国集团中文武两派权力不均的情况就会更为严重。赵普作为开国集团中的文臣之首，自然不能对这种情形漠然视之。正是在他的反复论说下，才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值得注意的是，“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廷实权。后来又“独相十年”，总揽军国大权，确立了一代文臣政治。古人往往把“杯酒释兵权”看作是“文盛武衰”的转机，是文武两势变易的枢纽，不是没有道理的。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杯酒”一事的真实性开始为个别学者所怀疑。近年来，又有若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杯酒”一事发出质疑，认为此事“疑点甚多，不足征信”。其实，“杯酒”一事虽然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不无渲染，但却并非后人编造。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来说，基本是可信的。这些大事的措置，当然要有许多严肃、正规、细致的操作程序，不会是杯酒一席间的事情。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又都通过杯酒一席间，营造出一种和缓、机智、温厚的政治氛围。所谓“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生的一幕喜剧，它的真实性是有其时代依据的。
宋太祖即位后，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调整。“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所以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贽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将一妹三女中的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
“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杯酒释兵权”，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宋初的“杯酒释兵权”，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留下许多如不轻杀大臣、不搞文字狱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