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酒论》，今存六种抄本。全文以四六骈语，写茶与酒各述己长，攻讦彼短，力图压倒对方，独居尊位、唇枪舌战而终无结果，最后由水出面，告诉它们没有水则茶酒无功，劝告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品以“论”为名，实际是茶论、酒论再加上水论，始于争辩而终于协调。
张鸿勋先生把《茶酒论》归为“争奇型”故事，在《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故事研究》一文中，历述各代各民族的同类故事，其中也特别提到这种故事类型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在引述了严绍和笔者合著的《中国文学在日本》中对日本平安时代高僧空海所著《三教指归》的描述之后，正确地指出，《三教指归》“既吸收了汉赋主客问答，虚构人物，展开辩论以及唐人“三教论衡”的形式，恐怕也受唐人传奇《玄怪录元无有》、《东阳夜怪录》之类的影响吧？而从题材情节的类型上看，自应属于“争奇”型一类了。
敦煌所藏《茶酒论》为韵文体，主要由四，六骈句组成。它采用对话形式，用通俗的口语描写茶酒争功的经过。其题材取自民间，语言、情节结构则和藏族的《茶酒仙女》、布依族的《茶和酒》相似。冯梦龙编撰的笑话专集《广笑府》“尚气篇”中也有一则《茶酒争高》，则象是这类作品的缩编版：
茶谓酒曰：“战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兴更堪夸。亡国毁家皆由酒，待客如何只饮茶？”
酒答茶曰：“瑶台紫府荐琼浆，息讼和亲意味长。祭祀筵宾先问我，何曾说着淡黄汤？”各夸己能，争论不已。
水解之曰：“汲井烹茶归石鼎，引泉酿酒注银瓶。两家且莫争闲气，无我调和总不成。”
《茶酒论》还远传越南，王昆吾《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商务印书馆，2003）有专文探讨，这与其东亚其它国家的传播相映生辉。这样一篇看来不过是游戏之作的短文，竟然幸运地流布诸国，实在是罕见的事情。
日本不仅有《三教指归》这样评定儒道佛三教的思想论争性质的争奇争大故事，而且有更为接近于敦煌《茶酒论》的《酒茶论》，以及处于两者中间状态的《梅竹论》、《油炭纸论》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除去《三教指归》问世于日本平安时代，距离《茶酒论》产生的时代还不算太远以外，其它都是日本室町时代的作品。敦煌文《茶酒论》是否传到古代日本，日本这些作品是否受到《茶酒论》的直接影响，现阶段虽然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不论从故事类型交流的角度，还是同类型故事的平行研究的角度，两者并观对照，都会有助于认识的升华。
对于敦煌的《茶酒论》，有学者将它看作俳优戏文，也有学者认为它和《晏子赋》、《孔子项橐相问书》及五言体《燕子赋》一样，“乃是一组供论议伎艺演出所用的文学底本”（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这篇作品是否是为演出而作，尚需进一步考证：在它传入日本之后出现的模仿之作，基本可以划为俳优戏文，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还可以断言的是，在日本的戏剧表演中，也有过同类作品。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敦煌《茶酒论》的参照。
说来道教要人与世无争，佛教也不主张介入竞争。道略编的《杂譬喻经》有蛇头尾共诤喻》，说昔有一蛇，头尾自相与争。结果头听任尾自便，尾在前行，堕火坑而死。这个故事讲的头尾本来是有大有小的，尾当服从头，以此各司其职，告诫人要自觉服从“聪明大德”。而《茶酒论》中的茶酒则不同，是本无高低可以比较，完全可以共处的。虽有这样的区别，但蛇头蛇尾相争的故事，仍然可以看作“争奇文学”的一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