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愿文的属性来说，它本质上应该属于宗教文体。
这首先是因为它是有着明确宗教目的，是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应用文。它的第一位的接受对象，或者说表面上的接受对象不是人，而是神佛。愿文的根本形式就是作者代施主向神佛发愿，以求得神佛赐福。或求消灾免祸，或求益寿延年，或所谓持佛功德之余，普覃幽显云云。
总之，有着明确的宗教功利性。为了这个目的，施主必须有作善的具体行为作为前提，或写经，或造像，或修建寺院，或向僧侣赠送财物，等等。所以愿文一开头，便要清清楚楚写明施主作善的具体项目和数量，这是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的。而愿文的最后部分，则要向神佛明明白白提出施主的要求，不管是除病去祸，赐官得寿的现世目的，还是祈冥福，轮回转世的来世利益，都是愿文的核心内容。这样，才算是与神佛达成了“契约”。
因而，正如吉田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所说：“贱物于居处多调度。砚边笔多，持佛堂里佛多，院子里草木多，愿文作善多，见人话多。”这里说的“愿文作善多”，正是说愿文的宗教属性决定了它把施主的奉佛行为作为中心。甚至愿文用烦难的汉文写作，也不是单纯处于文学的考虑，倒不如说有助于增强文字的神秘性，制造宗教气氛，给人以威慑。从而，从某种意义来说，奈良平安时代的愿文作者，做的其实是神职人员的事情。大江匡房愿文的首要作用，就是为神佛做了宣传和鼓吹。
同时，为了让神佛相信施主的虔诚，感动神佛而赐福，愿文作者在申述祈愿理由的部分，运用描绘（死者情貌，寺院或造像样态等），倾述（施主心情），颂扬（颂佛、颂经等）等手法，驱遣各种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在中国，愿文盛行的晋唐时代，适逢骈俪文体流行，愿文追求华美的倾向已渐明显。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佛教极受统治集团重视，为皇室撰写愿文被视为文士的最高荣誉，文士为遣辞造句而耽思覃训也就不遗余力了。
在平安时代，贵族文人之间产生了对作品佳句欣赏的批评方式，这其中或许有中国诗歌摘句举篇批评方式的影响，而在日本却得到有力的发展，对愿文中的“秀句”，也有举出加以赞扬的。
在《江谈抄》中，记述友人文匡衡：“尊下愿文中，秀句何句哉？”匡衡回答说：“古剑在窗，抚秋水而拭泪”。这是暗用了“季扎挂剑”的典故，又以“秋水”之喻作剑的借代（白居易《李都尉古剑》：“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匡房自矜以为妙句。《古今著闻集》，《中外抄》等书中皆有愿文秀句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伤感，用典新颖，对仗工稳的句子，尤为受到赞许。这说明当时的文人对愿文的欣赏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