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著述，却很早就将愿文视为日本独有文体的。例如虎关师炼（1281—？）所著《异制庭训往来》就说：
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之品，吊、悲哀之作，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是作家良匠。量其材，制其形也。已上汉朝作文之体者。
本朝作文之体者，别有编旨、院宣、御牒、朝状、申状、讽诵、愿文等。
也就是说，那时一般的看法，诏书等都是中国文体，而编旨和愿文等则是“本朝”即日本的文体。这说明13世纪初的日本作者，恐怕就很少看到中国的愿文了。虎关师炼本人是僧侣，可能那时的僧侣便不再直接模仿中国传来的愿文写作了。
可以推想，宋代世俗愿文的影响就不甚大，或许是随着禅宗的兴起，不再看重看来繁复的仪礼，愿文不再那么受到重视了。而在日本皇室和贵族却仍然保存着旧有的一切仪式，愿文在那里大行其道，结果反而让硕学虎关师炼也“数典忘祖”了。
虎关师炼提到几种日本独有的文体，但愿文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他列举的其它各类。后来读书，偶尔见到晋唐时代的一些愿文，又跟日本所见愿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尽相同。中国愿文与日本愿文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在各自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留在脑子里，一晃就是二十年。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黄征、吴伟编校的《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11月）时，便感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长期被堙埋的中日围绕佛教文学的一段重要的文化文学交流史，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可能。
2002年5月，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我宣读了题为《敦煌愿文与日本挽歌》的论文。会后，著名中国史学家池田温将他1994年在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7年在台湾唐代学会上的演讲稿寄给我，又热情介绍了东京女子大学对《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的研究情况。读了这些资料，一方面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就更为浓厚。
池田温在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吐鲁番、敦煌功德录和有关文书——日本古代愿文的源流》中指出：
古代日本八—十二世纪佛教属隆盛期，皇室贵族以下热情奉佛，佛事法会颇受重视，因兹一流文人竞作愿文，对比唐宋其现存者颇多。其文章风格基本踏袭唐前期体势，时混中唐元白文风。吐鲁番、敦煌虽在西陲，继续蒙受中原佛教文化波及。其石窟幸存中原千年湮灭之文物资料。关于佛教功德论、愿文之类，现在能对照吐敦与日本，其互相发明可资深入考察者不少。
池田温指出，日本佛教文化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特别重视专修念佛欣求净土，或后代由十王信仰增加到十三佛，年忌法事更添七年、十三年、三十三年三次对应十三佛。但是他的结论是，日本愿文的研究，应该参照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以阐明它的源流。
日本现存愿文资料十分丰富，从七世纪直到现在，包括金石文和古文书在讹内的各种资料，很多皆可用于对照研究。中日愿文的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既可以从文献学去做，也可以从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去做，对于确定愿文的定义和分类来说，日本愿文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