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乘菩萨道里，救度众生的誓愿占有重要地位。
大乘菩萨道有“愿力”之说。《大智度论》卷七说：“庄严世界事大，独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须愿力。”接着它就打了一个比喻，说牛虽然有劲能拉车，还必须有驾御它的人，才能到要去的地方。净土世界的愿也是这样。 “福德如牛，愿如御者”。也就是说，誓愿具有指挥引导控制等功用。
誓愿有种种形态。天台大师智（538—597）特别重视四弘誓愿。所谓“众人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知，无上菩提誓愿正”便最早出自他的著述。
他曾这样说明誓愿的作用。首先，就是发愿者佛祖或者其他与他祈愿的对象建立一种类似立契签约的关系：“发愿者，誓也。如许人物，若不分券，物则不定。施众人善，若不要心，或恐退悔，加之以誓。”发愿就是发誓。如果没有发愿，那么就不能建立固定的契约关系，像对众生做善事，也会出现后悔退缩的情况，所以要用发愿来加以约束。
第二个作用，就是前面说的指挥引导控制作用。他沿用了《大智度论》的比喻：“又无誓愿，如牛无御，不知所趣。愿来持行，将至所在”。没有誓愿，就像是牛没有驾御者，就不知道会向那里去；反之，则会到达它要到的地方。
第三个作用，就是持善遮恶，“亦名陀罗尼。持善遮恶，如杯得水，勘可盛物”，也就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有拥善自持，抗拒邪恶的力量。
在他看来，这三个作用其实是互相联系的，通过誓愿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发愿者行善避恶，而不是仅仅将愿望托给菩萨而自己就万事大吉了。
这第三个作用，实也出于《大智度论》，该书卷五在解释何谓陀罗尼时说：
陀罗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
智所说的“如杯得水，勘可盛物”，也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也就是说，誓愿像一个完好的杯子，能够将发愿者的行为完全装在里面，一丝一毫也不逃逸。就是要用誓愿来将发愿者的精神活动死死控制起来，不得出格。这很能说明为什么其重视誓愿的原因。
佛寺僧侣不仅要信徒向他们施舍财物，修建寺院，造像写经等等，而且要求他们交出整个精神，将福德托付给他们。即使一无所获，也永不退悔。或许这正是誓愿的本质。
日本天台宗始于最澄（767—822），于785年于奈良东大寺受戒后，进入比睿山，写出《愿文》求道。最澄于804年和空海一起入唐，归国后致力于传播天台法华之教。
最澄在入唐之前所作的《愿文》，是很有名的，代表了奈良时代愿文的文风。从文学角度讲，佛语层叠，个人抒情意味不浓。它一开头便是“悠悠三界，纯苦无安；扰扰四生，唯患不乐也”，主要部分是铺陈佛理，祈愿部分，有时用语不回避重复，如“法界众生，同登妙觉；法界众生，同服如（如字疑为妙字之误）味”之类，这些都是奈良时代愿文常见的现象。那时候多数汉文和汉诗，一字一语，都离不开对汉唐范本的模仿，不能不亦步亦趋，所以语汇不丰，结构简单。即使传入日本的唐代愿文中，有些是比较富于文学色彩的，如后面要提到的《释灵实集》中的愿文，奈良时代的作者也还不能写出同样华美的愿文。
直到空海（（774？835）于806年从唐回到日本，写出的那些愿文，造语遣辞，逐渐灵活多样；抒情言理，更为自如顺畅。可以说，在文学史上说，在《性灵集》中留下3卷（第6至8卷）愿文的空海，是使日本愿文走向成熟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