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盗婿》的作者及其生世，我们无由得知，《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只告诉我们它原载于《鸡鸭漫录》。不过，可以断定，作者对中国古典是很熟悉的。作品开头部分写那盗贼一出场便不同凡响，不去搞小偷小模而要一获万金，似是远袭秦汉以来豪杰壮士求大业不为细事的思考，那盗贼也如同怀大志的猛士学万人敌不学一人敌，藏宏图的巨贾居奇货而不惜重金。作者对佛典的熟悉，可以从盗贼摇身一变为捕校后打进盗贼集团后的情节推测出来。那些愚蠢的数千盗贼竟然那么轻易地听从升官发财的谎言，使我们想起求那毗地翻译的《百喻经》卷二的牧羊人故事：
昔有一人，巧于牧羊，其羊滋多，乃有千万。极大贪，不肯外用。
时有一人，善于巧诈，便作方便，往共亲友，而语之言：“我今共汝极成亲爱，便为一体，更无有异。我知彼家有一好女，当为汝求，可用为妇。”牧羊之人，闻之欢喜，便大与羊及财物。其人复言：“牧妇今日已生一子。”牧羊之人，未见于妇，闻其已生，心大欢喜，重与彼物。其人后复而语之言：“汝儿生已，今已死矣！”牧羊之人闻此人语，便大涕泣，嘘欷不已。
因贪利而轻信，牧羊人赔进去的只是羊群及财物，而盗贼们搭进去的是自家性命。不过，《百喻经》重在借愚人道佛教虚无之理，而《盗婿》则重在夸大盗之智。
在韩国的汉文小说中，来自佛典的掌故、寓言、情节当然还有不少。《法苑珠林》里写三国时吴人徐光善于幻化，掘地种瓜，顾眄之间瓜生，俄而成实，靠这种本事教训了吝啬的鬻瓜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把种瓜变成《种梨》。这个故事在日本平安时代的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中把故事的背景又放到了从大和到平安京赶路的人群中。再读韩国汉文小说《东野汇辑》卷五中的《幻戏》，写朝鲜李朝玄某，到北京，见一过客，自袖中觅四时花卉之种，播之雪上，即看萌芽茁长，蓓蕾吐蕊，顷刻之间，千红万紫，遍街满衢。众大哄称奇，少顷客举扇簸之，花皆纷纷堕地，浑一雪色。最后此人还让玄某从钱眼里悟出一番“廉为生门，财为死门”的道理。这些故事都是把“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颜氏家训归心》）的幻术母题借了过来。种瓜术在魔术师那里是招徕看客的手段，在教徒那里是助宣传慑魂魄的道具，而到了文学家手中，便抖出了惩戒悭吝或贪欲的法术。
中国和朝鲜半岛佛教的交流，从很早起就孕育出了很多有趣的文学人物。我国的《续仙传》就写过一个唐宣宗时候来唐的新罗高僧金可记，说他在一个春景妍媚花卉烂漫的日子里升天而去。从唐时来华的崔致远的《双女坟记》，到近代受梁启超“小说革命”思想影响而创作的鼓吹开化的政治小说，从假传体到志怪传奇、历史演义，韩国汉文小说实在丰富。然而有机会有时间读完《韩国汉文小说全集》的读者却不会太多，如果能够将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校注出版，自然是中韩文化交流之幸事；而《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虽以全集称，漏而未收的作品却是相当不少。保留下来的汉文小说很多是抄本，字迹不清乃至讹误之处颇多，加上林明德本人没有搞过古籍整理之类的工作，断句录文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汉文小说往往是文人的游戏笔墨，关于有关作品作者的情况多缺乏记载，所以《韩国汉文小说全集》提供的作品很多连最基本的解说也没有。尽管如此，林氏的首功却是足以称道的，他提醒我们不要任这些古代文学遗产默默无闻地销声匿迹。编一部更完整更谨严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则有望于后来有志于此道者。
在今天，走在汉城或釜山的大街上，虽然很少看到古老的汉字文化的痕迹，年轻一代对它们也相当隔膜与疏远，但是在一些大学里，仍然有终生孜孜不倦埋头研究汉文化的学者。未来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很可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同时也能期待它对今天新的文化交流事业有所贡献。
上面我们谈到了“甥舅故事”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演化，这似乎是一个很陈旧的故事。但是，它也能给我们观察当代东亚文学中的很多现象提供一点启示。今天，犯罪成为现代通俗文学最盛行的题材之一，长盛不衰的日本推理小说往往以复仇者为描写对象，在给与这类作品一定地位的时候，切不能忽视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它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随着日本大众文学热在周边各国的升温，这就不仅是日本人中间的问题了。